在客家山乡的悲喜岁月 ——康力同志回忆录①

朝旭9519

编者按

康力（1944-2018），原名薛惠群，是一位在战火中诞生的革命后代。1945年11月，其父薛弼珊牺牲后，组织上考虑到孩子的安全成长，于是安排薛弼珊的遗孀康燕芬忍痛将幼儿从五华老家转移到河源，托付给在政治上可靠、经济条件也相对较好的革命战友、时任中共和东县委（属今和平县）特派员骆越康同志寄养。骆家对革命后代胜似己出，百般疼爱和精心呵护，使这个不幸的孩子有幸度过了六年快乐幸福的童年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秋，康力离开和平县东水大坝的骆家，回到五华由嫡亲的叔叔婶婶家抚养，却常遭不公平待遇，受尽了人间的冷暖委屈，尝尽人世的酸甜苦辣，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十年少年生活。这篇是康力动笔于60多岁、充满传奇色彩的回忆录，其内容独具新旧不同时代印记和客家山乡地域气息，文笔流畅，情感真切自然，读来催人泪下，令人动容。有识者赞之曰“是客家人书写的《平凡的世界》”。从今日起，本版将节选其童年和少年时代部分，分期予以连载，以飨读者。

人物简介

薛弼珊

薛弼珊（1920-1945），五华县转水镇旱塘村人。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8月后历任中共河源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河源县副特派员、特派员，中国“工合”和平事务所会计助理员、指导员，梅县指导站指导员，中共河源县委书记兼东江特委机关报《星火报》编辑。1945年11月，被国民党军杀害牺牲。

康燕芬

康燕芬（1925-2022），籍贯河北，是革命烈士薛弼珊的妻子兼战友。1945年在中共东江特委机关报《星火报》担任印刷、发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其工作并定居江苏南京。

骆越康

骆越康（1922-2015），又名骆联辉，河源市和平县东水镇大坝村人。1939年在“龙川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月任中共和东县委特派员，负责东水、林寨、彭寨、古寨地区恢复党组织工作。1946年6月随东纵北撤山东，1949年10月随南下部队解放广州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康力

康力（1944-2018），原名薛惠群，五华县转水镇旱塘村人。1945年其父薛弼珊牺牲后，先后在和平东水大坝和五华转水度过童年和少年生活。1961年后回归到南京母亲康燕芬身边，改名康力。1963年8月弃笔从戎应征入伍，在神秘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一营任操作手，先后两次击落美蒋“U-2”高空侦察飞机。在24年的军旅生涯中，经历过1964年“抗美援越”和1982年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的两次战火硝烟。1987年3月转业到地方，曾任中国药科大学党委副书记。

第一章  不幸之中的幸福童年

岁月如流，犹如天上飘忽不定的白云和河中奔泻不息的浪花，转瞬即逝，在天地间滞留的时间很短很短。人的寿命，短则以时计算，长则不过百年，即使能有幸成为年过一百的人瑞，其寿命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弹指一挥间”而已，显得那样渺小，那样短暂。

可能是由于“先天多灾，后天多难”的原因，二十多岁时，我曾预言自己此生必定短命，大概活不过“不惑之年”。不想苍天有眼，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怜悯和庇佑我逢凶化吉，使我这个饱经无数风雪冰霜的苦命人，能“延年益寿”，活到今天的六十开外。如今，走在大街、小巷或商场、公园，不时会听到有人称呼我“老大爷”“老同志”“老先生”，开始脸上多少还有些羞怯，而外孙女百灵般的小嘴，向我公公长、公公短不停地呼唤，内心却有别样的舒坦！但不管我喜欢不喜欢这些称呼和称谓，都表明我已经是一个垂垂老者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小时候，奶奶常用来教育和鞭策我要很好珍惜宝贵时间的这些老话，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际。可不知不觉间，我自己竟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耳顺”老人。站在“日薄西山”的暮色黄昏线上，回望自己曾经一路磕磕绊绊、跌跌撞撞走过来的六十四年的艰难历程，盘点自己一生中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一桩桩、一件件难以忘怀的昔日往事，就像掀翻了一个五味杂陈的调料瓶，将尘封在其中的所有酸、甜、苦、辣、咸和由此生发出的喜、怒、哀、乐、愁，统统倒在了自己的面前。往事悠悠，一一品来，让我百感交集，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我一生不信鬼神，不信天命，但回望自己走过的60多年所经受的种种曲折磨难和让人难以置信的诸多不幸遭遇，又总像是老天爷有意给我事先安排好了似的，想躲也躲不开，想避也避不过。可以说灾难和坎坷同我相伴而行、与生俱来。

1945年，薛弼珊、康燕芬和儿子薛惠群（康力）一家三口合影。

尚在娘胎便受惊

1942年5月，中共粤北省委遭敌人破坏。中共河源县委特派员黄韬（又名黄君畴，五华县岐岭镇人）外调，由时任副特派员的父亲薛弼珊接任。1942年7月，按照上级“停止组织生活，分散隐蔽”指示，父亲在老隆考进了抗战时期由国际进步友好人士艾黎、斯诺等人倡导、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支持下创办、中共掌控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下同）赣闽粤区办事处举办的“南雄培黎技术训练班”，学习半年结业。1942年12月，父亲被派往“工合”和平事务所工作，先是当会计助理员，不久任指导员。1943年11月，他与母亲康燕芬结成革命伴侣。

父母结婚后的第二年春天，即1944年2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和平县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形势危急，父亲奉调到梅县“工合”指导站任指导员。母亲也在此时怀上了我，这对薛家来说，可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为此，奶奶早早地养了两窝小鸡，酿造了几坛家乡特有的糯米酒，准备给我母亲坐月子时补身子。可正当全家人满怀幸福和喜悦的心情，准备迎接一个新生命降临的时候，怀孕5个多月后的一天，正在梅县“工合”任会计的母亲，突然肚子剧烈疼痛，请当地一位“郎中”看后，怀疑她是要“小产”，可是吃了两天的安胎药，非但不见好转，反而疼痛得更加厉害。父亲又找到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徐姓男护士到家里来看了母亲的病情。他觉得不像是要“小产”，而更像是盲肠炎，认为不能耽误，需要马上送医院诊治。于是徐护士同父亲一起，用担架将母亲抬到梅城郊区的一所始创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巴色教会医院——德济医院（今黄塘医院前身）去求医。一名中年外国医生见母亲疼痛难忍，而且血象很高，诊断为“急性盲肠炎”，必须立即手术治疗，否则会有生命之虞。但医生说，因为盲肠炎发作已经两天多时间，腹中的孩子已经五个多月，手术能不能确保母子平安，没有把握，要家属慎重考虑作出决定。

当时送母亲去医院的除了父亲和徐护士外，还有父亲中学时的同学和在河源时的同乡、同事黄韬，他们三人在母亲的病床前商量决策。黄韬认为，既然医生不能确保母子平安，不如不开刀，再找中医想想办法，就是大人小孩死了，还能保留个全尸。徐护士则力主手术，认为不开刀危险性很大。而平时聪明过人、足智多谋的父亲，面对事关妻儿两条性命的紧要关头，却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担心害怕，竟一时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拿不定主意。还是母亲见多识广，沉着冷静，危急时刻她想起在广西桂林上幼儿师范时，曾看到两三个同学得了盲肠炎，都是开刀治好的，而且曾听医生说过，盲肠炎不开刀一定会死。因此，她不等父亲发表意见，就斩钉截铁表示“一定要开刀，只有开刀才有生的希望”，并且给父亲和在场的其他人讲了幼师同学的例子。大家见母亲态度坚决，也都表示同意给她开刀。

给母亲做手术的主刀医生，就是给她接诊的那位名叫梅师德博士的瑞士医生，他是这个医院的院长，是有名的外科医生。打开腹腔后，发现母亲满肚子都是脓血，原来盲肠已经化脓溃烂找不到了，导致急性糜烂性腹膜炎。医生从腹腔里取出大半脸盆的脓血，将腹腔清洗干净后，在里面撒上当时国内刚刚面市的“盘尼西林”粉（青霉素），伤口缝合时留下一个小洞，插入一根软管，便于将腹腔中遗留和新生的脓液引流出来。经过医生四个多小时紧张而仔细的手术，母亲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手术后的第二天母亲才渐渐苏醒过来。可我在她腹中却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医生护士见状非常着急，不停地用听诊器探听，直到第三天下午才听到我的心音，医生护士们这才如释重负，奔走相告，主刀医生更是喜形于色，竖起大拇指对母亲说：““你是好样的，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父亲见我和母亲都平安，这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由于盲肠溃烂导致腹膜感染，手术后的母亲每天都得忍着钻心的疼痛，接受医护人员用探针夹着消毒棉球对腹腔进行两次清洗。每次清洗过后，她的衣衫总是被汗水湿透。就这样，母亲在医院里艰难地躺了一个半月，直到引流管拔掉、伤口愈合才出院。出院时，好心的院长再三嘱咐母亲，生孩子时一定要到他的医院来生，由他亲自接生，这样才能够保护好母亲的伤口，保护好孩子。

母亲这次大手术花了不少钱。当时父母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日常，没有积蓄，全靠他们的同学、同事们的捐助和单位领导的补助，这才还清了全部住院费用。

母亲出院两个多月后的1944年11月28日，还是在这所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医院里，由院长亲自接生，顺利地产下了一个发育正常、身体健康的我，大家都很高兴。

奶奶得知自己有了长孙，更是喜出望外。老人家一个人挑着6只老母鸡和由她亲手酿造的糯米酒4大竹桶，从五华转水大岭背古高塘老家来到梅县。在医院里，奶奶看到我和母亲都平安健康，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去感谢院长的救命之恩。在父亲的陪同下，奶奶来到院长家里，给院长送去两只老母鸡和两竹桶糯米酒，以粤东农村客家人的最高礼仪，向院长当面表达了谢意。而此时的我，大概最想感谢的第一人，当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冒着生命危险生育我的母亲，如不是她在生死关头果断做出手术决定，也许我早就胎死腹中了！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出生后没几天，父亲和奶奶就商议着给我起了一个颇具女性化、而又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名字——惠群。从字义上讲，惠是好处、实惠、恩赐；群是众多。奶奶和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其良苦用心天日可鉴。但是，心想未必事成，有时往往事与愿违。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事实表明，上天赐予我的并不都是幸运，而更多的是厄运和痛苦。(待续)

史料审核：中共五华县委党史研究室/江连辉

2024年3月11日《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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