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的澳门生活

朱卫胜

抗戰期間，在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因屬於「中立區」，從未正式被日軍佔領，成為當時戰事的一個緩衝區。

        由一九三一年發生「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勝利期間，澳門經歷了最為複雜的一段歷史，澳門同胞為抗日戰爭作出了特殊、卓越的貢獻。
日方控制不駐軍中立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佔中國東三省，並對中國開戰。一九三二年三月，葡萄牙外長在日內瓦國聯總部宣稱，葡萄牙在中日戰爭中持守「中立」立場，澳門受葡萄牙管治，因應獲得「中立」區的法律地位。一九四〇年九月中，《日葡澳門協定》秘密簽訂，進一步確定澳門地區的「中立」，日軍不可進駐，澳門得以在戰時保持相對的政治穩定。

        澳葡政府為傳承葡萄牙對澳門的管治，屢屢向日方妥協、讓步。日軍雖未佔領澳門，但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具有強大的控制力。日本以澳門作為搜集情報的前沿基地，在柯高馬路 (今高士德大馬路) 附近設立特務機關，利誘威逼甚至殺害愛國人士。一九四一年日本駐澳領事館在松山腳成立。日本以澳門為戰時物資補給站，搜購汽油、橡膠等軍事戰備物資；在澳門設立橫濱銀行，公開收購中國白銀運回日本；還於一九四一年利用漢奸出版《西南日報》、《民報》，為日本侵華塗脂抹粉。

繁榮背後滿街餓殍

        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澳門經濟主要靠漁業和出口加工業。漁業蓬勃，漁獲產值曾佔全澳總產值近四成，造船業以及三大手工業（神香、爆竹、火柴）是主要經濟支柱。

        處於中立地位的澳門，在二次大戰的夾缝中獲得空前的繁榮，成為特殊的物資轉運中心。據統計，澳門海外貿易總額，由一九三六年的二千四百八十八萬元激增至一九四五年的三億四千九百一十六萬元，增長了十三點六倍；銀行金融業也蓬勃發展，全澳找換店達二百多間。無戰事的澳門社會相對穩定，吸引內地人士來娛樂消費，造成澳門茶樓、酒樓、旅館客棧業興旺一時，亦令特殊行業如賭業、妓院、鴉片煙行等異常興盛，福隆新街等紅燈區夜夜笙歌。大量人口遷入，生活需求激增，部份難民帶來資本營商，不少行業得到發展。

        然而，在畸形繁華的背後，還有另一幅悲慘景象。人口激增的澳門當時米糧緊缺，有奸商高抬米價，後經政府數次對米商的操縱進行嚴厲打擊後，澳門米糧黑市風潮才告平息，但因對外交通的時斷時續，依然發生多次糧荒。居民買不起高價米而挨餓，不少人被迫賣兒鬻女尋求生路，餓死者時有所聞。
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淪陷前，澳門米荒更為嚴重，十二月十三日，政府頒佈憑券購糧的辦法，並規定限額：米，成年人每日只可購一斤，小童半斤；油，成年人每星期可購五両，小童三両；牛肉，每日成年人二両，小童一両；煤炭，每人每星期八斤。

        一九四二年初，澳門出現歷史上最慘烈的飢荒，報紙報道曾一天餓死百多人，幾天執屍三百多具，更出現人吃人事件。其後政府設法從安南（越南）等地，採購幾萬包米運回澳門，糧荒才逐步緩解。但米價高達四元一斤，當時一般工人的月薪僅十多元到三十元。
難民湧至全力救助

        另外，澳門未被日軍佔據，成為廣州香港中山及鄰近地區難民的避難所。一九三七年江門中山三灶島被日軍侵佔，大批民眾逃難而至，澳門人口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五點七萬多人, 激增至廿四萬多人；至一九四〇年，澳門人口高達三十七點四萬餘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侵佔香港，掀起另一波難民潮。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月間，頻遭空襲的廣州和香港，三個星期內，八萬名難民抵澳，澳門人口總數竟達五十萬，為歷史新高。

        大量難民陸續湧入澳門，收容安置成為社會難題，全靠官民合作，各方努力才得以解決。

        一九三八年，由中葡官民合組成立的「澳門救濟難民兼管理糧食委員會」，羅保為主席，徐偉卿、畢侶儉、陸電明、孫中山唯一的女婿戴恩賽及外交家華人代表劉玉麟等為常務委員，先後在路環、氹仔搭建幾座難民營，救濟食宿無依的難民。澳督頒佈命令，各方教堂、廟宇、學校、公共場所成為收容場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觀音堂收留一百六十六名難民。天主教區成立「教區救濟會」，將澳門所有教堂以及其開辦的學校，闢為難民中心和臨時接待處，派發物資並收容難民。

        教會公進會、同善堂、功德林、精武體育會以及氹仔救饑會等社團，亦紛紛開設「粥場」，施粥賑濟難民。

        一九四一年七月，同善堂最早發起設「施粥場」，最高紀錄一天派粥超過一萬五千份。同善堂發起施粥後，市面上搶食之風暫緩。

        流落澳門的難童，多是孤兒，同善堂於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施派「難童餐」，數千難童受惠。「難童餐」得到各方支持，書畫界由高劍父發起，於一九四四年二月舉辦慈善義展大會，籌得善款三萬八千多元。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小龍劇團演劇籌款，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新聲劇團任劍輝、白雪仙、半日安等義演粵劇，亦為「難童餐」籌款，皆成效顯著。

        天主教區救濟會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長亭和媽閣設立平民飯場，日售平民飯一千份，後因米價上漲，經濟困難，改為售粥。

        基督教澳門志道堂與澳門女青年會、天主教救護總會澳門支會，以及功德林等佛教團體，在賑濟救災方面亦有重要貢獻。

        歷史悠久的澳門鏡湖醫院，在抗戰期間發揮特殊作用。中山淪陷後，鏡湖醫院三天內收容了二千三百多名難民，其中有不少難童，被收養在鏡湖開辦的「兒童療養院」，至一九四二年仍有一百四十五名難童在鏡湖接受教養；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則收容香港英美籍難民二千二百多人。

        鏡湖醫院亦承擔為難民贈醫施藥的重任。據《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資料，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會方贈醫二萬九千多人次，贈藥四十一萬零七百多劑。

        共產黨員柯麟醫生以鏡湖為基地，組織「青年戰地救護團」，親自授課，訓練救護技術，救護團開赴廣州石岐參加戰地救護。鏡湖醫院還成為秘密中轉站，保護香港愛國人士經澳門撤退回內地。
教育事業空前興旺

        「中立」的澳門，成為內地學校疏散區之一。一九三八年前後，廣州市廿多所學校（其中不乏名校）陸續遷澳。據一九三二年澳門官方統計，全澳中小學生七千九百五十三人，學校九十七所；據《澳門華僑志》所記，一九三九年澳門有中學三十所，學生三萬餘人；小學一百四十所，學生四萬餘人。而一九四〇年三月中山被日佔領，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淪陷後，再有不少師生遷澳。

        難童需要繼續讀書，遷來澳門的學校提供部份學額，在澳門官民合作下，學校陸續擴展，又新辦好幾十間形形色色的「義學」，專門收容失學難童，學費全免，甚至為難童提供食宿。大批英籍、葡籍難童亦被安置到難童學校。

        抗戰中的澳門，環境雖艱辛，但各校生氣勃勃。學校適應時局，重視抗日救國思想教育、體育教育及國語教育。許多學校組織學生唱救亡歌曲；給前方將士寫慰問信；女學生縫製衣服、布鞋支援前線；開展「一仙（一分錢）運動」，把零用錢省下來支持前線。有些學校還利用假期，組織學生參加宣傳活動，提高學生的文化藝術水準，鍛煉實際工作能力。

        當時，省港優質教師與教育精英匯合，推動澳門教育發展，成為澳門開埠以來教育事業最興旺的時期。

文化藝術充滿生氣

        不少文化界人士和藝術家也避難到澳門，或作短暫停留。他們的文學創作、成果展覽、演出活動，豐富了澳門的文化生活，使澳門的文藝氣氛濃郁，同時加強了抗日宣傳和愛國思想教育。

        其中，著名嶺南派畫家高劍父於一九三八年逃抵澳門，鄧芬、張谷雛、沈仲強、鮑少遊、羅寶珊等名畫家也陸續抵澳。高劍父的「春睡畫院」在觀音堂授徒，舉辦多次義賣畫展支持抗戰；關山月的抗戰畫展尤最吸引觀眾。

        「七．七事變」後，澳門電影院紛紛上映抗戰故事片及新聞紀錄片，如《中國抗戰大全》、《抗戰戰績》、《陸空抗戰大血戰》等熱門的片種，在平安、國華、清平、域多利等電影院放映，上座率甚高，喚起觀眾的抗戰激情。省港各地的粵劇團也經常來澳演出，甚至將劇團基地轉來澳門，粵劇演出甚為火熱。

        梁彥明、馮秋雪、馮印雪等澳門知名文化人士，亦常以筆為武器，推動抗戰文學發展。同盟會老會員廖平子一九三九年在澳門創辦手寫體詩集《淹留》，自寫自編自己發行，出版了三十多期，成為澳門抗戰時期一項突出的文學活動。

        一九四二年四月，由張雪峰發起，在澳門成立的「藝聯」劇團，是澳門歷史上第一個職業劇團，由港澳藝人組建，半年內，在清平戲院、平安戲院等地，排演了《武則天》、《生死戀》、《雷雨》、《日出》、《茶花女》和《明末遺恨》等大型劇目，在澳門話劇史上譜寫光輝一頁。
國共領導支援抗戰

        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利用澳門的「中立」地位，以及獨特的內外溝通、聯絡的優勢，分別領導着澳門的抗戰救亡運動。

        國共兩黨沿襲戰前已存在的組織架構、人員，分別在澳門設立與發展組織，策劃並推展有利於各自發展的抗戰活動。隸屬於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國民黨澳門支部，一九三九年八月改組後，周雍能任常委，劉紫垣、盧煊仲、梁彥明等為委員，加強領導及黨義教育，在澳門發展黨員，從一九三九年只有黨員五百人，增加至一九四〇年的一千六百多人。

        國民黨澳門支部在澳門公開組織抗日活動，推動抗日宣傳工作，激勵同胞愛國熱情，開展支援內地的抗戰救亡活動。一九三九年的「七．七」紀念和「八．一三」淞滬抗戰兩周年獻金活動，籌得大洋十萬元，聲勢浩大，成效顯著。香港淪陷後，澳門國民黨從一九四二年開始，轉入秘密狀態，工作轉向搜集情報，並協助有關人員從澳門返回內地工作。

        在澳門長期處於隱蔽狀態的中共組織，在抗戰期間仍有發展。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共澳門工委下設八個支部，有黨員四十六人；其後因抽調骨幹回內地工作及遭破壞，一九四二年七月，只得黨員廿八人。個別黨員以個人身份進行黨的工作，柯麟與柯正平兄弟，也沒有黨內工作的關係，而是單線聯繫，各自工作。濠江中學校長黃健，將濠江中學作為抗日救亡基地，他的上司則是長期在香港工作的饒彰風。國共兩黨在澳門以社團為依托，展開公開的抗戰活動。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青年戰地救護團、會寧華僑回鄉服務團、岐關車路公司回國服務團等，其直接領導者是中共澳門區工委。中共澳門工委成員廖錦濤，多年在岐關車路公司工作，出任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團長。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都各自成立了中共黨支部，發展到幾十名共產黨員。

        直接由澳門國民黨支部領導或參與創立活動的社團也有多個，包括澳門各界救災會、澳門婦女慰勞會、瓊崖華僑聯合總會、澳門各界抗戰後援會等。

複雜爭鬥催生暗殺

        未為戰火波及的澳門，呈現表面繁榮與暫時的寧靜，其實，幫會常因爭奪賭場利益而引發大規模的仇殺，中央酒店賭場曾發生歹徒放炸彈，社會治安日趨惡化。而各方政治勢力的爭鬥，亦導致帶政治色彩的暗殺事件時有發生，較突出的有以下幾宗：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三名男子闖入山頂醫院，用斧頭襲擊一名在病床上的親日人士，並打死前來阻止的一名日本軍人。

        幾個月後，偽中山縣長訪澳遇刺，伏屍街頭。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日本駐澳門領事，在東望洋官邸被兩個華人刺客槍殺。一九四五年三月，澳門紅十字會長、殷商羅德禮與兩個女兒參加一個喪禮後，被職業殺手葉泉槍擊，父女三人中槍，羅德禮翌日不治。

        最為轟動的是中華教育會會長、五十七歲的梁彥明校長，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平安夜被暗殺。他當晚從巴掌圍斜巷的崇實中學，步行轉入龍嵩街時，被刺客連開三槍，急送山頂醫院搶救，惜傷重不治。兩個月後的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中山縣立中學校長林卓夫，在返回柯高馬路寓所途中，連中五槍慘被暗殺，終年僅四十六歲。

        梁彥明和林卓夫兩位校長，同為澳門國民黨領導人，都是被日軍駐澳特務機關首領榮澤作和山口次美派人刺殺，原因是兩人堅持抗日。兩位抗日愛國志士被暗殺，澳門同胞憤慨不已，儘管當時澳葡政府迫於日方壓力不允許公開集會，但中華教育會等社團，仍聯合舉辦公開的追悼大會，悼念兩位烈士。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初，梁彥明和林卓夫與其他三十多人一起被國民政府追認為抗日烈士，梁彥明被國民政府譽為「澳門華僑殉職之第一人」。

廣泛宣傳抗戰救亡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擔憂祖國安危和民族存亡成為一股動力，促進澳門華人社群熱心救亡宣傳。

        澳門的救亡宣傳活動，一般以社團、學校為基地，以讀書會、話劇社、歌詠團、文學社等形式展開，通過演唱愛國歌曲、表演愛國戲劇、演說愛國言論等方式，宣傳抗日救亡。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這幾年間，澳門形形色色的救亡愛國社團，如雨後春笋般湧現，各社團常聯合舉辦活動。其中，廖錦濤與鄒焰等人組織的大眾救亡歌詠團和前鋒劇社等演藝社團，共同開展抗日宣傳。一九三七年九月，前鋒劇社於清平戲院演出一星期，其後前往鄰近的中山、灣仔等地，繼續舉辦大規模抗日宣傳活動。之後三年，前鋒劇社每年都去農村巡迴演出一個月，大受鄉民歡迎。

        抗日戰爭期間，澳門的中文報紙肩負着宣傳抗日救亡的重任。「七．七事變」時，澳門的中文報刊有《澳門時報》、《平民報》、《新聲報》、《民生報》、《朝陽日報》、《大眾報》、《華僑報》等。

        一九三七年八月，《朝陽日報》和《大眾報》職員，即聯合發起並組織澳門四界救災會，這是當年澳門規模最大、活動範圍最廣、最活躍的抗日救亡圑體。澳門各中文報紙的創辦人、老闆、編輯、記者都支持抗日救亡運動，支持各界救災會和四界救災會。《朝陽日報》、《新聲報》還經常出版該會主編的《抗災特刊》以及《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等紀念特刊。一九三七年，澳門愛國報人還成立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謀求共同發展。

籌賑兵災連綿不絕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軍侵佔東北，拉開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序幕，澳門亦開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歷史。

        「九．一八事變」後一個月，為籌募捐款，賑濟內地同胞，澳門成立了「澳門抗日救國大會」，礙於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不准用「抗日救國」字眼，改稱「澳門籌賑兵災慈善委員會」，由澳門殷商名人牽頭組成，包括范潔朋、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和梁彥明等。成立大會在珠海灣仔舉行，幾千人參加，即時獲捐款九萬多元，極大地鼓舞人心。

        據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的《籌賑兵災會工作報告》，該會廣泛發動民眾，各行各業（包括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花界、戲院、洗衣行、茶煙室行、牛欄行、生熟煙絲行等）紛紛舉行行業大會，商討長期捐款的辦法，並陸續付諸實行，捐助不斷，情景動人，影響深遠，成為澳門重要傳統，此後十幾年的慈善捐款高潮迭起，一浪接一浪。

        籌款活動獲澳門三大社團（中華總商會、同善堂、鏡湖醫院慈善會）支持，由各界救災會和四界救災會領導和推行，其中以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的逾百場籌募活動最為頻繁、熱烈，形式多樣，效果突出，影響深遠。

        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九三八年九月開始，一連四十天的全澳義賣活動，由四界救災會等團體發起，聲勢浩大，持續日長，效果顯著。而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的兩次「八．一三」周年紀念「獻金活動」，在中華總商會設立「獻金台」，兩次活動各籌得國幣九萬餘元，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當時一般「打工仔」月薪不過十多元，市民熱烈響應，積極捐輸的熱情和行動可見一斑。

        歷次籌募所得的款項，都用於捐輸內地救災抗戰，以及捐助湧到澳門的難童難民，體現澳門人的愛國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

踴躍購買救國公債

        「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發行「救國公債」，在各地組織「勸募委員會」，公開在民間「勸募」，無論是現金還是有價物品，均可「應募」，各地掀起一場國民儲蓄勸募行動。

        澳門同胞不甘後人，積極投入。由澳門各界救災會發動，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成立「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澳門分會」，由各界救災會主席畢侶儉出任主任，副主席高可寧出任副主任，委員十多人，包括澳門商會主席徐偉卿、同善堂主席崔諾枝、崇實中學校長梁彥明等知名人士。十多支勸募隊沿門勸捐，即時認購，幾個月內，一共認捐公債十八萬三千元，金額令人振奮。其中，畢侶儉帶頭認購五萬元，經手勸銷三點五萬元，一時傳為佳話，其愛國熱忱，令人敬佩。

馬萬祺高可寧婚宴捐獻

        抗戰期間，澳門人的喜慶事也盡行簡樸節儉，報紙上刊登的結婚啟事，常見有「國難時期繁文俗例一概免除」的字句。也有將辦理婚禮喜事的錢用作捐款，如一九四二年九月，澳門商會主席高可寧的八公子高福永結婚，假中央酒店舉辦簡單隆重的婚禮儀式，將節省的筵席費十萬元助賑。馬萬祺在香港淪陷後移居澳門，一九四二年初創辦大豐銀號，是當時著名的澳門青年商人。一九四三年一月，廿三歲的澳門商會副主席馬萬祺與羅柏心結婚，婚禮從簡，將節省下來的費用五萬大洋，捐給廣東省婦女兒童收容院。

熱血青年勇赴國難

        在抗日救亡熱潮中，澳門有不少熱血青年勇赴戰場，前仆後繼，十多人壯烈犧牲。

        最早勇赴前線的，是澳門柿山結義堂教頭李福伍，他北上參加十九路軍，任大刀隊教練，勇赴上海前線，投身抗戰前沿。

        澳門四界救災會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一日起，組織澳門青年直接參加抗日救亡工作，成立回國服務團，由廖錦濤任團長。三年間，先後組建十一隊一百六十七名男女青年回國服務。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岐關車路公司回國服務團，亦先後組建。

        回國服務團的澳門青年男女，分批到達廣東西江、東江、北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參加抗戰服務工作。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的五名隊員、澳門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的十名隊員，合計十五人，貢獻出年輕生命。其中，旅澳服務團遇難的有陳小陵（團長）、李靜山、馮劍青、李偉洪等；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在戰場上犧牲的隊員有陳壽彭、陳曼、梁捷、侯取謙、馮敬榮、蘇達民、黎景尹、黃一平、梁滿、崔楷權等。作為澳門中共黨組織的重要領導人、回國服務團的團長廖錦濤，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被國軍以「企圖顛覆政府」的莫須有罪名殺害，時年僅廿七歲。

        另外，一批澳門熱血青年投考航校，參加空軍。其中，林耀、蔡志昌曾多次駕機與日機作戰，後壯烈犧牲，現今台灣的「忠烈祠」，仍刻有林耀空軍烈士的名字。

慶祝勝利全澳狂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向全世界宣讀投降詔書，宣告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九月二日，日本正式向盟國簽署「降伏文書」，二戰正式結束，九月三日訂為世界「勝利日」，慶祝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普天同慶「九．三」勝利日，全澳設五座慶祝牌樓，普羅大眾放假狂歡三日，公務員亦特別放假一天。澳門國民黨總部領導全澳民眾，舉行多項慶祝活動。當天中午十二時在南灣填海地，隆重舉行「澳門華僑慶祝祖國勝利世界和平大會」，氣氛異常熱烈。儘管當天颱風襲澳，風球高掛，大雨滂沱，雷聲隆隆，仍有逾十萬人上街遊行。議事亭前地，人們載歌載舞，醒獅狂舞，採青巡遊，吸引幾千人觀賞。

        市政廳禮堂內，澳門政府舉行隆重的慶祝大會。晚上，全澳舉行提燈大巡遊，二萬多人參加，全澳門狂歡，教師、學生、青少年、童子軍最為振奮。

        從早到晚，颱風聲、雷雨聲、爆竹聲、鑼鼓聲、歡呼聲響遍全澳，此起彼落，慶祝熱潮一浪接一浪，構成令人永誌難忘的勝利狂歡交響樂，澳門市民與全國人民一起，無比興奮，沉醉在勝利和歡樂的氛圍中。

        為慶祝勝利，支持國家戰後建設，並慰勞抗戰將士，澳門同胞紛紛捐獻，以多種形式籌款獻金。據《澳門華僑慶祝祖國勝利世界和平大會獻金徵信錄》的記載，當時全澳獻金折合重慶匯單為三千八百一十四萬餘元，又一次創下澳門獻金歷史紀錄，表現了同胞們熾熱的愛國心和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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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是民国专员{:9_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