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我十次更名换姓！

网友分享 · 发表于 2019-10-24 09:23

逛了这许久，何不进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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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我十次更名换姓

口述李嘉和整理李榕樟

人物档案：李嘉和，1923 年生于上海，1938 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上海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1939 年入党，1940 年 4 月转正，1941 年加入新四军。1964年 10 月转业回上海，后在上海石油站和上海药材公司先后担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经理职务。1984 年离休。如今，福寿园新四军广场的一块墓碑上，合影瓷像上的他和夫人身穿戎装，依然英姿焕发。

芸芸众生，大多只有一个名字，至多在家里有个小名啥的，而我却阴差阳错，一生改名换姓十次，其中三次是张冠李戴，改名次数之多，主要是峥嵘岁月里为了革命，后来许多故友因此联系不上。回首以往，真是感慨万千。

改名换姓突然离家“求职”

我家祖居广东梅州大埔湖寮镇山子下村麻地里，父亲李超燕来沪经商，母亲陈彩霞是松江人，原住松江西塔弄斜桥头13 号，距离方塔不远，该弄曾是同盟会上海支部所在地，黄兴等人都去过，闻名一时，现已拆。父母结婚时住云南南路 346 弄余庆里 10 号，10 号是这条里弄最大的一幢楼。开始时父亲公司生意好，收入不错，家具都是红木的，还雇了娘姨。我衣食无忧而贪玩，小学时留过一级。后来好不容易考取全国最好的中学——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经商的父亲寄予厚望，打算让我以后也做生意。

童年李大钦与妹妹李梅丽

我一出生，算命先生问了生辰八字后，口里念念有词，说这孩子命中缺金。所以，大字辈的我就被取名为“李大钦”。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8月 13 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侵华战争，在上海制造事变，对上海进攻，直接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也威胁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中国军民发起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战斗。时局动荡，8 月 25 日，我寄了一张自己的童子军照片给哥哥李大民，在照片背面写了“民哥：弟振华敬赠”。照片外寄另外取名，这是按照教官吩咐做的，应该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吧。

童子军时化名李振华

省立上海中学吴家巷校址被日军野蛮占领改为军营，学校借上海美专学校课堂复课。我不忍国家遭日寇蹂躏，于 1938 年 6 月加入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在学校参加“海燕”文学社，出板报，写传单，发表演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抛头露面，人未入党，校方却有教师怀疑我是学生支部的骨干。1939 年 12月，我在搬到上海开学的原省立苏州中学参加了共产党。当时为安全起见改名，取第 3 个名字“张步林”。之后，党内同志相称，都用我此名。

1939 年初三入党前，摄于省立苏州中学时期，化名张步林

根据组织安排，我转南通中学，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工作重心在光夏中学。1940 年 12 月 8 日，日寇占领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环境恶化，遵组织决定转学私立光夏中学，借同学周尔仁的成绩单，依虎画猫，添加笔画，改名第 4 个名字“周尔得”，同时，对所领导的学协干部化名方少华、杨家驹等 (第 5、6 个)名字，高二时又改为第 7 个名字“李有鑫”，起这个名是延续起原名的思路，缺金补金。

1941 年我在省立南通中学（原址在大通路、今大田路）读高三上学期，担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当时党内生活和工作，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大约是 10 月份，有一次联系时，党的领导谈完了校内工作以后说：“组织上决定，你去完成一项任务。现在社会上有个团体，叫一心社。这不是我党外围团体，人数不少，各界都有。它的活动是讲演会、读书、座谈会、唱歌、演戏等等。这些活动不适应日渐恶化的形势，也不符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到一定时候是会受到敌伪的摧残。近来又发现有反党分子在那里作报告。须查明这是不是他们的外围组织，同时要引导一心社人员分散、隐蔽，以保护群众力量。”我问：“怎样去呢？”他说：“现在已经有个女党员同志参加进去了，但她对文艺理论、写作、歌咏、演戏等活动不大熟悉，而且需要她在校内开展工作。你在抗战开始前后就参加了这些活动，比较熟悉，所以组织上决定让你接替她的工作。我给你安排一下你们的接头方法。”领导同志接着就规定了接头的时间、地点（就在我家），由她来按密语联系。我很快就接上了头，加入了一心社。11 月的一天，地下党组织又通知我：你的地下党身份已经暴露，当局已经把你列入抓捕名单，而一心社的人要去新四军参军，你一起去，同时继续开展调查。

当时，家里经济状况窘迫，仿佛如算命先生早前所言，父亲的公司关门，基本无业，为人做些账目以赚取微薄收入，一家人靠亲友接济或母亲在松江乡下的 9 亩地地租勉强度日，连我高二的学费也付不起，由组织代缴。此时此刻，作为儿子，本应求职为家庭挑起担子，替父母分忧。但是，国难当头，组织上有指令，我只好义无反顾。那天早上，我留下一封信，交到妹妹梅丽手中，并嘱咐：当晚 8 点后才能交给爸爸。信中说：“因失学我去外地找职业谋生。地点未定。你们不要找我。以后我会写信来的。”带着一点简单的行李到了爱多亚路 ( 今延安东路 ) 外滩天文台码头，我跟着交通员黄炜上了船。这船开往苏北去，买的是统铺的票，就是席地而坐的。当晚到苏北解放区如皋西来镇，参加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既是参军抗日，躲避抓捕，同时也是受党派遣，暗中调查此“一心社”是否纯洁。

融入部队从心理迷茫到成功策反伪军

刚到部队时，有三件事让我特别烦心。一是因为单线联系，组织关系没有转到，而因为我是同一心社一起来的，也被新四军保卫部门看作来历不明，暗中调查着。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稍有不周，就有人给予补充。我要求参加青年队，队长李邦佑来谈话，了解我的经历，宣传青年队的意义……圈子绕了很久，就是不让我加入。我心里暗暗担心，要是到时候地下组织关系还是不到，自己说不清楚，就麻烦了。可能被调查、打发回上海甚至枪毙。二是我穿着从上海下乡时的长袍，到部队一个月后还没有穿上军装。因为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占了租界，上海的职工、学生等大批下乡来。那时，新四军一师一旅到如西地区不过两年，供应工作一时赶不上。我看到穿军装的老同志很是羡慕，因为站起队来感到自己还是个老百姓，行军中觉得很不好意思，希望能早一天发到军装。三是自己是平脚，而部队往往没日没夜行军，虽然才背个包，不带武器，但几乎每一次都咬紧牙关，才没掉队。到了宿营地就要忍痛挑破脚上的水泡，第二天接着走。

为了接上组织关系，我打听到服务团的对外通讯地址是西来镇某号的蛋行，就给上海的地下党钟信超去信。等过了一段时间没见回音，再写信。只要有机会我就写，总共大概写了五六封信，还是音讯全无。我曾经想直接去找服务团的党支部，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去，因为组织纪律规定：地下党没有组织介绍，是不能与任何人讲明党员身份的，“不准发生横关系”。军装也是迟迟未到。直到快过阴历年的时候，有一天，分工管戏剧组的束月娥队长过来对我说：“有个同志要回上海去，把你的衣服和他的军装换换吧！好吗？”我听说可以穿上军装了，非常高兴，一口同意。

等了一会，那同志就由朱队长陪同来了，他叫黎明，身材和我差不多。他说：有任务到上海去，过几天再回来。我就把我的藏青哔叽面子的骆驼绒长袍脱给他。他说衬衫外就是长袍不像样，要我把绒线衣也给他。我想他有任务去，过几天就回来还我的，也就脱给他了。我自己衬衫的外面就是棉军装了。也许是第一次穿军装引起的兴奋，又学着打绑腿，更觉得有精神。穿了以后很高兴，但到了傍晚就感到风吹进去有些冷了。于是把皮带束紧，扬起手来，又感到有些痒。是好久没洗澡，皮肤干燥发痒啊，渐渐感到痒得不同一般。老同志听说后，笑着对我说你快脱下来看看是否衣服上有虱子了。我赶紧去借了一件大衣来穿着，把棉上衣脱下来翻过来寻找，果然抓到了爬动的那玩意儿，在腋下部位已有虱子的痕迹了。这也是人生第一回，所以抓到了还哈哈大笑，于是在老同志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场消灭虱子的“战斗”。这也只能把已经看见的歼灭一下，要完全消灭还要经过多次的努力。很多天以后，黎明同志还没回来。问了领导，才知道原来他是不宜留队而被遣回上海去的。

当时我是服务团戏剧班编导组组员，跟着组长——来自新加坡的青年作家王啸平，干些搭舞台、写标语之类的杂活，也跑龙套演过鬼子兵。王啸平后来成了剧作家，他的夫人茹志鹃也是新四军的，我们

几十年后还保持联系。

我在上海中学吴家巷校区读书时是“破茫文学研究会”的成员，看过剧本，有点戏剧知识，那点墨水也全用上了。

虽然大家在一起很欢乐，都说普通话，但取的都是假名，都不说自己来自哪里，纪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调查结束，风平浪静，我的任务算完成了，也就离开了服务团。1942 年 4 月，我被调新四军专署保安处任科员，主要负责全区保安资料工作，改名第 8个名字“李洪”，带着 20 个机要本跟随部队出生入死。同年 11 月调到如皋，1943 年南通日军最高司令官小林信男在围剿新四军高级干部计谋落空后，怀疑伪军内部渗透了新四军。发起南浦整编，撤销了伪军第五、第六、第七师，另组建了伪三十四师。施亚夫由师长降为参谋长兼一三五团团长。我扮作伪军三十四师副参谋长施亚夫卫士，跟随后者出入各种场合，在城中司令部做情报和策反工作。因为施亚夫的老婆姓张，为了掩人耳目，我就张冠李戴，称是其小舅子，也姓张，叫家驹。这是第 9 个名字，第二次姓张。这类名字当时很多见，不引人注意。因为农村家庭养马的不少，对孩子视若宝贝就会取名“家驹”。可是后来有一姓徐的地下工作者说漏了嘴，对伙伴称自己的新上司是张家驹，于是我又马上改名张嘉。

卧底伪军先后化名张家驹、张嘉

如西县县委书记李友白带领我等在如西敌伪据点建立一个营，我下到连队当连长。驻扎在交通要道的搬经、加力一线。名义上属田铁夫的伪三十四师管辖，实际上在共产党控制下独立行动，后日军整顿伪军排以上军官，说是发现可疑分子立即秘密处决，并拟解除施亚夫和我营武装。形势危急，1944年 1 月 5 日一个营起义，接着又策动泰兴和如西各一个伪军大队2000 以上官兵反正，三支部队合并成立了“苏中人民抗日自卫军通如纵队”。此成果被评为新四军当年五大战果之一。施亚夫很长寿，他很多年后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本来就是中共秘密党员。这一点，我当时并不了解。在战争岁月，我多次出生入死，曾经遇到敌机扫射，左右战友均被枪弹击倒牺牲；也曾经有炮弹呼啸而至掉在两米开外，所幸没有爆炸。解放战争中，我是 20 军一师 177 团团部保卫股长，1946 年随二营营部人员进攻山东大汶口拒不投降的吴化文部，刚上去就腰部中弹，皮带被打断，人随即完全昏迷，中弹部位差几公分就要危及生命，所幸及时送医被抢救回来。

1953 年与妻子摄于温州露天照相馆（室内）

打回上海在丽都舞厅睡地板

1949年，渡江战役中，我在 20军 59师 177团一营，任扬中突击营政治教导员。4 月 21 日，突击营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4 个营级干部中，3 个受伤倒下，最后就我一个率领战士们继续勇猛进攻抢占滩头，胜利完成任务，由此受到大会表扬。接着参加解放上海战役，5 月 12 日，在江南造船所上岸，进到外滩。此地距离我家非常近，步行大概只要半个小时，可惜没有时间回家探望。

上级命令不进民宅。深夜 12 时许，部队在外滩边的一条小马路旁坐着休息，寒气袭人。几位连排干部对我说：“你是上海人，想想办法。”我带着通讯员来到永安街，看到一处灯光亮着。便敲门，有人开了门问：“大军，有什么事？”显得很紧张。我用上海话说：“这里是啥地方？”本地口音在此时很神奇，对方说：“是仓库。”语气比先前松弛了些，并领着我们去看，原来是 4 层楼，大多空着，堆着麻袋等。我问：“我们在这里休息‘来三’（行）伐？”“当然‘来三’。”对方答。

第二天早晨集合，有战士说：“昨夜真好，又有铺又有盖，真暖和！”曾在慕尔鸣路福煦路北（今茂名北路）光夏中学（52 年后改名上海新群中学 ) 读过高二的我，对现在静安一带的地理情况有些熟悉，于是晚上就又带他们到丽都花园舞厅（今泰兴路市政协会议大楼），征得同意后在舞厅里宿营。许多战士第一次见到打蜡地板，放下背包打铺时都夸地板平整光滑，比床板强，但睡了半夜，一声哨子响，我们又奉令紧急出发了……那两天，军务繁忙，我没有回家。我家原来在云南南路余庆里 10 号，后在山阴路东照里 2 号独幢小洋房住过，离家 8 年，1949 年 6 月中旬，上海解放后的第二个月得以回家，在西门路辑五坊（自忠路 210 弄，今新天地太平湖）23 号与家人团聚。亲朋好友感慨这些年历经磨难，都为我凯旋而归感到庆幸和光荣。虽然我的容貌变化不小，但乡音未改。大家还是唤我“大钦”，说着上海话，乡情亲情四溢，此时真有点“华堂春暖福无边”的感觉。

凯旋后,拍了不少军装照

在公园

我是 20 军的，因为是上海人，熟悉本地交通，会讲上海话，又有地下党工作经历，故不久被调到多伦路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任特情科副科长，专事反特防特，保卫上海。而战友们则奔赴朝鲜，保家卫国，再一次经历枪林弹雨。当初，美蒋特务中不少是上海人。在抓捕和审讯直至教化他们的时候，上海话确实还派上用场。有学习班学员改邪归正后还找到我，赠送写有“您是灯塔”字样的杯以表谢意。

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时常日久，我已经习惯自己张嘉的名字，但自从新中国成立，父亲一直要求我认祖归宗改回李姓，1961 年，我已经有了4个儿女，他们都姓李，我自己仍然姓张，很说不过去，于是决定改名。欣慰的是，首长通情达理，我的改名报告马上得到批准。

该用什么新名字呢 ? 在平时，亲戚朋友们一直都叫我“大钦”，他们建议我改回本名，但叫“张嘉”长达 20多年，还娶妻生子，战友们和妻子一直叫我“张嘉”，正巧妻子还是嘉兴人，所以，我对“嘉”字有了感情，就决定把“嘉”保留在新的名字中, 又因为这么多年在部队，经历过战争血与火的洗礼, 所以特别珍惜和向往和平 , 于是新名字中就加上了“和”字。

在部队做报告

此文原载《中国人物传记》2019年第9期

来源：大埔人在上海

sunnyluo · 发表于 2019-10-24 11:07

点个赞呀，，，很帅气

何明 · 发表于 2019-10-24 14:36

点赞！

wama · 发表于 2019-11-26 16:20

确实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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