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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大陆老兵高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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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3 11: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广东

逛了这许久,何不进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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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朱卫胜 于 2020-7-23 11:22 编辑

「老哥,我们要回家了!」85岁老兵高秉涵恭敬地对怀中的骨灰罈说道。20多年来,他亲自抱著一罈罈骨灰,无偿将上百位孤独老兵送回大陆,起初是为了对战友的一句承诺「我一定送你回家」;后来,是为了更多像他一样漂泊离乡,却没一样幸运的人。

高秉涵1935年出生山东荷泽,是标准的国民党家庭。后来国共战火席捲东北,父亲遭枪毙,年仅13岁的他被迫逃亡,一路见识战争残酷,辗转流落台湾。来台后,他与野狗在垃圾堆抢食,在台北火车站当童工,双腿险些截肢,靠著半工半读考上建中、国防大学法律系,成为一名律师。

「台湾养了我超过70年,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的母亲。我在大陆说『我要回家了』,是回台湾;在台湾说『我要回老家』,是回荷泽,两边都是我的家。」


高秉涵的外祖父宋绍唐,是清朝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追随国父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同盟会,参加革命、推翻满清。中华民国1911年建立后,宋绍唐见识到日本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建议女儿及女婿赶紧前往日本学习,归来后为国贡献。

高秉涵的双亲认为,中国百废待举,正需要教育工作者,尤其乡下农民没有知识,亟需教育资源,怎能在此时离开?于是,夫妻俩选择担任乡村教师,一辈子都待在乡下了。

很快的,高秉涵在荷泽出生,上有两个姊姊,下有一个小3岁的弟弟,但父亲在距离较远的乡村学校当校长,平时都由母亲照料、严格教育,所以他特别依赖母亲。

1947年1月20日凌晨,身为乡村小学校长的父亲,在荷泽家乡一场国共冲突中被杀。家中两个姊姊早前去外地,再也没回来,家人都以为两人死在了日军轰炸下。殊不知父亲被枪决那一年,大姊不仅在延安当选共产党模范工作者,还在五四大会上接受毛泽东表扬,一边高呼「共产党万岁」。

当时外公英年早逝,家中还有高龄外婆、奶奶,及一个弟弟,母亲必须一肩扛起的两个家的重担,不可能离开。不过,她担心高秉涵,要他立刻跟著国民党部队逃向江南。那时候高秉涵才13岁,懵懵懂懂,哪分得清什麽国军共军。

终生不吃石榴

1948年9月深夜,母亲瞒著奶奶,牵著高秉涵的手离开。临行前,高秉涵向奶奶的房门、两个姊姊的牌位磕了三个响头,最后一站来到父亲的墓前辞别。母亲递上的小包袱内,除了亲手缝製的衣物、鞋袜,还有20块大洋、20块金圆券、一张荷泽中学新生录取证明书,以及那条父亲临死前身上绑的血绳。

翌日清晨,高秉涵坐上汽轮马车,一旁还有十多位逃亡的同学,每个人都坐在行李上。母亲和外婆牵挂不下,往他手裡塞了一颗庭院拔下来的石榴,再次叮嘱:「儿啊!万一流亡学校解散了,你要跟著部队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才是国军,红星星的是共产党部队,一定要看清楚,别跟错了……」

那时高秉涵不知离愁是何物,以为很快就能回家,所以马车开动后,只觉得手裡石榴特别碍事,低头猛吃,浑然不知母亲早已泪流满面,一边扬起手:「儿啊!你一定要活下去,娘等著你回来啊!」

坐在一旁的同学见状,立刻推了推高秉涵的肩膀,「你母亲在跟你打招呼!」但等到他抬起头,马车已经拐了一个弯,再也看不到母亲了。高秉涵急了起来,一把将手中的石榴丢掉,在车上抱头痛哭,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从此他终生不吃石榴。
共军渡江南下
难民母子魂断山谷

马车前往南京,途中经过好几个县,都由共产党控制。在最后一个县时,几个共军士兵将马车拦下来,询问他们去路。那时同学们非常害怕,只能乖乖下车,但对方一名领导说:「小朋友你们不要怕,这裡有稀饭,你们先吃,我们送你们一程,这裡有很多坏人,会抢你们东西,我们送你们到最近一处有国民党的地方」。

语毕,两名共军士兵带枪坐上了马车,接著问「你们最终目的地在哪?」一行怯生生地回答「南京」。共军士兵们笑了,「小朋友你们就去吧,到时候你们在南京欢迎我们,我们很快就会去了!」

同学一行人再次上路,顺利到了江南,那几个士兵的话果真不假,共军很快渡江南下。随著临时的流亡学校解散,高秉涵再次踏上流亡的路,沿路只能吃人家丢的、剩的,甚至与山老鼠抢食。

当时国军为了逃避共军的追击,选择从位在皖南、赣东及浙江三省交会的马金岭撤退,那是一条山间险径,一边是高山,另一边是悬崖峡谷,许多军眷、难民也在队伍中,场面心惊肉跳。

风雨交加下,高秉涵又饿又累,连日跋山涉水,脚底板的水泡磨出鲜血,「不知何时是个尽头?」他一度萌生轻生念头,想著跳下山谷一了百了。或许是天色昏暗,走著走著,后头一个孩子突然摔落山谷,一下就没了声响。

那位孩子的母亲对著崖下声声呼唤,撕心裂肺,高秉涵怕她也跌落山谷,连忙将人搀住。妇人稍微冷静后,转过头问:「你几岁了?大人呢?」高秉涵回:「13岁,都在山东老家,妈妈叫我跟著国军走。」

问完,妇人见高秉涵穿著不合脚的鞋,立刻从怀中递了一双新鞋,「你跟我的孩子一样大,你要记住回家的路,别忘了母亲在等你。」高秉涵连忙道谢,转身继续赶路,怎料这位母亲立即纵身一跃,也消失在山谷间。
双腿溃烂生蛆
与死神擦肩而过

爬越险境后,高秉涵随国军进入福建扎营休息,却因为共军追击,导致一名国军士兵在慌乱中打翻了热粥,烫伤了他的双腿,「那时天还不太亮,有卫兵吹哨说赶快走、共产党快来了!我就赶紧走,结果那个士兵跌倒,一瓢碗的热稀饭就掉到我腿上,我当下没有痛,只是双腿一麻。」

中午,高秉涵又饿又累,跟丢了大部队,夏天高温下,烫伤的小腿起了水泡,伴随剧烈疼痛,他开始发烧,这是他第二次浮现轻生念头,「我的两腿肿得跟冬瓜一样,苍蝇挥之不去,伤口开始生蛆。你想想看,一个成年壮汉的腿严重烫伤,如果发烧,伤口又肿,又生蛆,都不一定能活下来了,我一个13岁的小孩要怎麽活?」

高秉涵一跛一跛地走,不知不觉被共军追上,甚至远远落后整支部队,「共产党士兵看到我这个小难民也不管,顶多分一口饭给我吃。」直到一名身背红十字包的共军卫生员叫住了他。

「小朋友你腿上都是蛆,肿得很严重,我来救救你!」高秉涵一看帽子上的红色星星,怕得连忙想跑,但双腿一阵剧痛,根本跑不动,就这样被拉到附近一处泉水洗伤口、敷药水。

包扎完成后,高秉涵本想说声谢谢,但他明明正在逃避共产党追杀,向对方道谢「心裡总觉得怪怪的」。年幼的他有些矛盾,不禁心想「原来共军裡面还是有好人,但奇怪了,为什麽好好日子不过,一定要打仗呢?中国的大人们真是笨呐。」

多亏这位好心的卫生员,高秉涵的双腿经包扎后,停止了恶化,慢慢能走比较快些,「那时候我想找国民党,最后是跟著共产党追击的方向找到了。」
国军晚5分钟炸桥
救他一命

那一天,高秉涵途经福建建阳,遇见了由东而来的最后一支国军队伍。当时已近黄昏,走在前头的国军担心被共军追上,先行通过建溪上的建瓯长桥,独留他在黄昏下缓慢行走。

突然间两端枪声四起,后头的共军追了上来,高秉涵无处可躲,被迫弯腰杵在桥上。桥东头的国军士兵急喊:「桥上的小朋友!赶快跑过来!快!快!快」另一头的共军则高喊:「兄弟们!投降吧!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放下武器吧!」双方一阵驳火。

眼见高秉涵一点点地往桥东爬,两名国军士兵立刻上前,一把将人拉到低处。下秒一声巨响,建瓯桥被炸成两段,阻止了共军的追击。事后才知道,坚守桥头的国军士兵为了顾全他的性命,将炸桥时间延后了整整5分钟。


踩著浮尸登上运输船

1949年10月16日,共军由澳头渡海登陆厦门,大批军队及军眷仓皇逃往东南海滩,引颈盼望运兵船的来临。一路上,高秉涵遇到无数同乡、同学帮助,有时给他食物,有时牵著他的手走了好一段,他总算跟著队伍来到岸边。

黎明时刻,两艘可载万人的登陆艇靠岸停泊,数万军人、军眷如潮水般涌向船艇,你推我挤,人踩人惨状竟将海滩染成一片血红,无数人被挤压推倒在水下,沦为一具具浮尸。

高秉涵别无他法,只能踩著浮尸上船,没想到一名士兵突然压住了他的头颈,想从他身上爬过去。他无力反抗,几乎要喘不过气,在死亡边缘徘徊,好在一位年轻军官搭救,一把推开对方,又竭力将他推上去,让他免于成为滩上亡魂。

登船不久,船舰严重超载,被迫收起舷梯。被挤落海的人苦苦挣扎,不断招手求救,高秉涵不忍去看。岸上的人眼见没机会上船,拥挤地哭成一团,还有士兵由绝望转为愤怒,不断举枪朝船隻射击。

来台以前,高秉涵对台湾没有任何印象,直到逃到了漳州,才从沿路撤退的士兵口中听闻「我们要逃去台湾」,大抵知道台湾是一个岛。

回首这段长达一年的逃亡之旅,高秉涵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也好几次想自杀,「但我想到妈妈那句话,妈妈还在等我回家,就打消了跳下去的念头,是妈妈那句话救了我。」

「一定要活下去。」是高秉涵想念妈妈的方式。
夜宿台北车站
与流浪狗抢食

1949年10月底,从大陆撤退来台的船隻停靠在高雄港,那是当时台湾最大的港口。高秉涵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看著大街小巷的难民,他连讨饭都没有馀地,本想投军混口饭吃,又因年纪太小被拒绝,对未来感到一阵茫然。人海中,他巧遇长几岁的同乡,对方虽自身难保,投军前仍勉强赞助了他一张车票。

高秉涵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跟著人群一路来到台北车站。

台北准备入冬,气温逐渐下降,高秉涵每天都到东南方一座大型垃圾场翻找食物,在车站大厅角落席地而睡,数次遭巡逻警持棍驱赶,后来,他幸运捡到一件有点破洞的皮夹克,陪他度过寒冬,这样的日子持续整整2到3个月,「每天我就找根棍子,跟狗抢东西吃,垃圾场裡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吃。」

台铁一位清洁工孔老先生发现后,见高秉涵是个孤儿,飢寒交迫,走路又一跛一跛,于心不忍,开始从员工餐厅偷带饭菜。1950年春节后,孔老先生告诉他,火车站正在招考10到15岁的童工,专门在月台叫卖木片便当,录取后不仅可以解决吃住问题,还能到铁路局医院治疗腿疾。

高秉涵点了点头,在孔老先生引领下,很快顺利通过面试,并到医院看诊。不过,医生看到他的双腿时,当场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的父母呢?」他怯生生回答:「在大陆,我在台湾没有亲人」。这时医生口气趋于和缓:「小朋友,你的右腿已经感染,再晚一个礼拜就要截肢了,必须要马上住院……」经过一个月住院治疗,高秉涵逃过截肢的命运,这位好心的孔老先生也改变了他往后的一生。
半工半读考上建中
成为军法官

冥冥之中似有牵引,有一天,高秉涵正在台北火车站月台叫卖,一名中年妇人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是高家的孩子吗?你怎麽在这裡?」他回头一看,这位妇人竟是他的小学校长李学光,一时间他惊喜万分。

「李学光跟我父母很熟,她一看到我,就说你这个年纪要赶快想办法读书啊,一晃眼读书的时间就没有了。」

当时高秉涵到底是个孩子,能够逃来台湾、平安地生活下去,早就心满意足,哪敢奢望上学读书?听到这裡,不禁眼睛含泪、巴巴地望著李校长说,「俺想回家,俺想娘」。校长正色地说,「傻孩子!想妈妈没有用,我们这辈子能不能回家还不知道……」

在校长夫妇的悉心指导下,高秉涵为求兼顾工作,1952年考进台北建中夜校初中部,为了学业辞去叫卖工作,但半工半读的苦读岁月正要开始。因缘际会下,他平时白天到北投复兴岗政工干校(今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医务室打工,假日去帮美国人洗车。

1955年,高秉涵顺利考取建国中学,但营养不良、休息不足,加上课业压力,使得他肠胃受损,身形逐渐消瘦。为了结束半工半读,不再为吃饭发愁,他考取了公费的国防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军法官。

「想念妈妈的时候,我就跑到北投大屯山,对著淡水河口、对著家乡的方向大哭一场。后来当兵,我就写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信,把想说的通通写下来,心裡就比较舒服一些……」
军法官的第一个案子
「我杀死了一个想妈妈的人」

1963年国防大学毕业后,高秉涵为了偿还公费,一签就是10年,首站分发金门驻军军事法庭。隔年,他审理人生中的第一件案子「金门逃兵案」,当庭问这名逃兵「为什麽要逃?」不料对方一句「我想妈妈」,深深敲击他内心深处,而他却别无选择,只能颤抖签下那纸死刑状。

这名逃兵名叫郑凤生,本是厦门一名渔民,父亲早年身故、母亲瘫痪。那天母亲发高烧,他去镇上买药,却在路上被强抓入伍,莫名其妙来到台湾。15年过去了,轮到他所属的部队驻防金门,他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位于金门本岛西南方的烈屿,距离厦门最短不过几千公尺,天气好甚至能眺望家乡。

夜哨站岗时,郑凤生抱著汽车轮胎跳下海,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不过,海流并不眷顾,他迷失了方向,转了一圈,被海水弄糊了眼,上岸还以为自己到了厦门,逢人就举双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来的!没带武器!」但他不知道,自己抵达的不是厦门,而是金门,一下就被捉了起来。

国防部的批示很快下达,但高秉涵不想审,忍不住问上级:「能不能换一个人当主审?第一次接案子判死刑,我怕我不行」。长官瞅了他一眼,「其他人跟你一样,也都有情绪,谁不想回家?但上面已经定调了,从严从快,审判只是走个过场,尽快结案。」

高秉涵花了一个晚上整理情绪,彻夜难眠。开庭时他问:「你知不知道这很严重?」郑凤生回答,「我知道,但我这麽做,至少有一半的希望能见到妈妈,不成功我也认了,毕竟这支部队来金门后,3年后就要回去了,到时候就没机会了。」

按照当时法律,敌前逃亡,唯一死刑。高秉涵脸面无情,内心早已泣不成声,不断问自己「探望母亲有罪吗?」

「我想跟他说,『我也想家,我的情绪和你一样,甚至比你还想逃。』如果荷泽县在厦门,我可能比他跑得还快,而且做得比他还早,以死换取回家的机会。」这些是高秉涵没能说出口的。

第四天凌晨,郑凤生被枪毙了。行刑前,高秉涵为他带了一瓶高梁,郑凤生则递出一张写有母亲姓名和地址的纸条,希望高秉涵有一天若回大陆,能代为探望母亲;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愿望,如此卑微。

行刑后,高秉涵在办公室痛哭,「我心裡亏欠一辈子,我杀死了一个想妈妈的人。」

两岸开放探亲后,高秉涵第一站不是先去找家人,而是带著郑凤生的衣物到厦门,一路循纸条上的地址,「但我到厦门以后,那个地方都不见了,房子都不在,都找不到了,连邻居也没有,变成一座大楼。」

一句承诺
送战友骨灰回乡

1973年,高秉涵脱去法官服,转职律师,在高中死党的资助下,顺利成立律师事务所。不同于其他孤苦无依的战友,他顺利娶妻生子,生活品质逐渐改善,但他始终没忘记那些牵著他逃亡的同乡人,主动筹组了台湾荷泽同乡会,提供事务所给荷泽老兵当家,并在他们户籍的紧急联络人栏位填上「高秉涵」,决心当他们唯一的依靠。

多年来,老兵们都以为「反攻大陆」势在必行,相信政府一定会带他们回去,这是回家的唯一方法。不过,两岸情势长年僵持,他们渐渐认清「回不去了」,不禁感到绝望。

这些老兵淡淡地嘱託高秉涵,「我们年龄也到了,你年纪最小,我们来的时候都20几岁,你才10几岁,万一两岸开放前我们都走了,你别忘记把我们骨灰扛回家。」

高秉涵说,他20多年来抱了上百罈骨灰回大陆,最远的送到了新疆,「一开始都是帮认识的,但后来消息传开后,渐渐变成全国性的,都是帮没有家室、孤苦无依的老兵。」

有时候骨灰罈几乎放满了房间,「我太太也是国防医学院的,她对于骨头心理上没太多意见,但一开始我的孩子有意见,因为家裡书房摆满骨灰,整个床旁边也是,我睡觉时周围都是骨灰。」

女儿曾抱怨,骨灰罈上的照片像在对她笑,有时心裡会「毛毛的」。但高秉涵告诉她,「不要怕,我们家不信教,不信鬼神。如果你认为这裡面有鬼,可以想想看,现在我抱著他回老家,他应当感谢得不得了,外面如果有鬼要进我们家,他可以帮我们看门。」

话锋一转,高秉涵也感性地跟儿女说,「当初是他们牵著我的手,到台湾来的,我要感谢他们,我做这个事情是在感恩。」

「他们就接受了。」后来帮忙抱骨灰最多次、开车载高秉涵的,正是女儿。
母亲过世了
姊姊却活过来了

1979年,高秉涵随台湾代表团前往西班牙,参加一个学术论坛,遇到了来自大陆的代表团。当时他内心浮现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趁夜写了一封家书,想拜託对方帮忙投递到山东荷泽去。

不过,政府官员在行前再三叮嘱,绝对不能和来自大陆的人有任何接触,「不能合照、谈话、握手、有四个不能,讲得很清楚,要求我们参加的这些人互相监督。」

「我信写好了,带著了,但不敢动。」高秉涵心有馀悸。

不过,西班牙当地没这个概念,也不太清楚两岸局势,观念裡认为「两者都是中国」,所以什麽行程都安排在一起,「吃饭在一桌,睡觉也在隔壁,到了早上,外国人很有礼貌,在电梯裡面喊morning,但我们和大陆代表团面面相觑,一声都不敢吭。」

迫于无奈,这封家书最终被高秉涵从西班牙带到英国,再辗转投递到美国,由美国的同学转寄到大陆去。隔年5月12日,他收到了来自广东的第一封回信,却没有勇气打开,因为上头的署名竟是本应离世的大姊。

高秉涵内心五味杂陈,怕是诈骗,想了整整一夜,「两个姊姊不是死了吗?离开时还烧香拜拜,难道我活见鬼?所以我拿著这封信去请教我的小学校长。」

李学光告诉他,「有一种可能是诈骗,知道你现在做律师有钱,冒充家人跟你要东西,另一个可能是,如果大姊还活著,一定活得比你还好,因为你大姊一定是老共产党,当年到延安跟了毛泽东。」

好不容易,高秉涵鼓足勇气,颤抖打开来信,得到的却是母亲已在一年前去世的消息,「我后悔通信,不通信反而母亲永远活在我心目中,还有希望,一通信就没有希望了。」
与牌位裡的两个姊姊相见

为了确认这封书信的真假,高秉涵找上已移民阿根廷的学姐,拜託对方返乡时顺道确认这位「大姊」的身分,还准备了五道问题给对方,像是兄弟姊妹的姓名、家住何处、门朝哪、院子的树长怎样、外公姓什麽,「如果对方答不出来,那她就是假的!」

岂料,学姐见到对方时,根本连问都没问,直接就跟高秉涵说「她是你姊姊没错,不用问,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同一个窑子生出来了,你们俩长太像了,除了长相声调像,还像你妈妈,肯定是一家人!」

当时两岸还在对峙,和平遥遥无期,却阻止不了高秉涵的思亲之情。1984年,他借名义去菲律宾,实际上是跑去了香港,跟大姊、三姊和弟弟在香港见面。见面后,他才知道两个姊姊最早就投了共产党,现在当了高官,三姊弟生活过得很不错。

大时代冲散了四个兄弟姊妹,把他们带到了不同的地方。

谁想得到,短短三年后,两岸开放探亲了。



故人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家乡,他从没有想过,从台湾回到山东荷泽这条路竟这麽远,一走就是42年。他的心情是激动,也有些近乡情怯,进村后一路东张西望。几个老人家在街头上抽菸,见高秉涵穿西装打领带,好奇问「先生你找谁?」

高秉涵是春天生的,小名叫「春生」,村子裡的熟人都知道,所以他答了句「我找高春生」。但对方摇了摇头,「高春生死在外地了,我是他堂爷爷,所以我知道」。高秉涵意会了过来,「你的小名是不是叫『三乱』?」对方大吃一惊,高秉涵立刻接话,「三乱爷爷,我是高春生啊!」

老人家顿时笑中带泪,不能自已。

那座没有电梯的灵骨塔

两岸开放后,高秉涵为了这些孤苦无依的老战友,责无旁贷,亲手抱著一罈罈10多公斤的骨灰返乡,「这些人,过年除夕一开始都到我家裡吃年夜饭,都是好朋友,就跟家人一样,但两岸开放前他们都走了,没能赶得上。

高秉涵送老兵回家,从熟识的战友送到陌生的老兵,凡是孤家寡人的,他都尽力去做。这趟旅途20多年,一路有著数不尽的故事。起初他多次往返两岸,海关一度将他拦了下来,怀疑他运毒。如今渐渐成名了,还有空姐找他合照,知道他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高秉涵。

有一次,他将骨灰罈放在行李箱内,到机场后却被直接偷走。他急坏了,这下该怎麽跟家属交代?没想到一转头,行李箱又莫名冒了出来,估计是偷儿本以为赚了一笔大的,结果打开发现是骨灰罈,大概觉得晦气,又不敢肆意乱丢,索性作功德,把行李箱送了回来。

另一个故事是,高秉涵前些年到深山一处军人公墓去迎接一位老哥,映入眼帘的那座灵骨塔目测超过十层,专存老兵骨灰,却没有电梯。高秉涵年事已高,抱著沉重的骨灰罈,每下一阶都吃尽苦头,不禁问管理员:「这麽高的塔,怎麽不装个电梯?」

管理员幽幽地说,「安放在这裡的老兵,九成都孤苦无依、没有家室,谁会来看他们?更用不著电梯了。」


有一个梦
战友在等我

我问「这些年,心理上有得到什麽回馈吗?」

高秉涵说,他曾经做了一个梦,从台湾搭机回乡,结果下机后,那些同乡手抱鲜花,一路跟他握手,「他们面孔都是骨灰罈上面的照片,所以我跟孩子说,我不怕走,如果我到加护病房了,不要给我插管,那边有很多伴在等我、欢迎我,还有设宴席,比病房舒服多了。」

至于现在年事已高,善举能否继续下去?政府又是否有管道能支持?高秉涵说,「现在这方面没管道,但我2019年成立『洄源文化交流发展协会』,在协会内有年轻律师支持我的理念,愿意继续做下去,应该没问题。」高秉涵:国家政府没有亏欠我

我问,「您被捲进战争,被迫背井离乡、家破人亡,在当军法官时判逃兵死刑,会不会觉得国家亏欠你?或恨共产党?」

高秉涵正色地说,「我不会觉得国家害我没见到母亲,也不觉得国家对我有亏欠。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没有怨言,儘管见不到母亲很苦,但苦的不是我只有一个人,所有1949年流浪的游子都一样。」

「那是个大时代、大洪流,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首当其衝,如果我家是种田的,那就没有问题。这个大洪流烧伤的不是我的家,遍地都受伤,大时代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恨,只有爱,充满了感恩。现在我们都不是难民,只有那段短暂时间是难民,但我现在反而感谢那一段,因为我们受战争的苦,让两岸在这裡70多年没有听到枪声,我内心满怀感恩。」


台湾养了我70年
是我的第二故乡

高秉涵回忆,高中时期有个同学住在北投复兴岗的山坡上,对方是台湾人,每天晚上爸爸都要到北投火车站接他,不然他不敢上山,因为两边的都是猪,他害怕。

「我其实也害怕,但还是自告奋勇,常常送他上山,后来跟他变成拜把兄弟,还认了他母亲做乾妈,后来他们一家很照顾我,逢年过节都喊我去他们家吃饭。」

高秉涵退伍后,改行当律师,没什麽存款,这位拜把兄弟借了他一大笔钱,让他买房开律师事务所。俗话说,亲兄弟也要明算帐,高秉涵是做律师的,自然白纸黑字地写了一张借款证明,但这位死党却潇洒拿出打火机,一把烧掉了借据……

高秉涵举第二个例子,「我的儿子娶了台湾人,一个女儿嫁给台湾人,有了孙女、外孙女,所以我说什麽本省人、外省人,我家裡是不承认的,也不会去分那个省籍。」

高秉涵说,台湾养了他70年,就像他的乾妈,希望两岸永远和平,「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的母亲,我到了大陆说:我要回家了,是回台湾。在台湾就说:我要回老家,所以两边都是家。」

「我脑子裡面,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有多少,而是你付出了多少,你付出的才是你的价值,你不付出,纵使你家财万贯,有那个钱、几十亿存在台湾银行,周围的人都在逃难也没有意义。」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原来是这样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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