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书陂中不畏难

竺洁雅

攻书陂中不畏难

刘能强

1952年，我随高陂陶瓷技术学校初中部迁入高陂中学，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为我后来的大学学习和事业发展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高陂中学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各个学科的老师都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真可谓出类拔萃。我对许多科任老师，如语文老师吴印泉、黄汉豪、张扬，数学老师刘颂昇、范幼能、刘品超，物理老师李天雄，化学老师萧德藩，英语老师管绍泉、林启浩，历史老师李菲等，至今仍印象深刻。李菲老师讲课有其特色，不但课讲得好，板书也特别漂亮，我听课爱记笔记，听她的课时，常常认真模仿她的书法，这使我钢笔字书法大有进步。

1.续上初中

陂中初中二年级原有甲、乙、丙、丁、戊5个班，我们瓷校3个班合并进来，编为己、庚、辛班，我在初二己班。上初中三年级时，重新编班，我被编入初三戊班，戏谑之称谓为“芋卵班”（客家话中“戊”和“芋”同音，“芋卵”，即“芋头”) 。此后几十年一直保持联系的“芋卵班”同学有杨始强、田流芳、黄国强、廖其珍、李昆维、李昔贤和刘捷元等。

我是个乖学生，专心读书，从不贪玩，遵规守纪，从不惹事，各门功课，除体育外，成绩都不错，很得老师喜欢。只是由于出身不好的原因，非常自卑，胆小如鼠，谨言慎行，郁郁寡欢，极不活跃。

初中阶段，有三件事记忆犹新。

一是注射青霉素。有一次我患了腮腺炎（俗称“发猪头肥”），腮帮子肿得很厉害，卫生室郭子明医生先让我服用西药，效果不佳，遂决定给我注射青霉素（盘尼西林），但要经校长批准。于是我拿着子明医生替我填写好的申请单，去找张惠璋校长审批，张校长立即批准签了字。那是我在上陂中期间唯一一次走进校长办公室找张校长。张惠璋校长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们曾一起编教材、宣传土改。张校长后来调任韩山师范专科学校校长，1994年回访其母校（也是我的母校）中山大学原址（现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所在地）时，我对他说起旧事，他还记忆犹新。

二是参加课外学习小组。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扩充知识范围，学校组织了好几个课外学习小组。我对写作颇有兴趣，就参加了写作学习小组，指导教师是我的语文科任吴印泉老师。期间我以村中永丰寺尔慎和尚结婚的故事为素材，创作了《和尚翻身结婚记》；又以村里农民干部刘克剑将被保送上大学的事为素材，创作了《农民干部上大学》（但后来克剑同志调大埔县供销合作社当领导，上大学计划告吹），吴老师曾把这两篇当“范文”进行讲评，给了我很大鼓励。

三是“黄河事件”。黄河是我们的音乐老师，有时在音乐刊物上发表谱曲作品，在音乐课教唱的歌曲中，就有他自己的创作。传说著名多产作曲家“田可”就是他，“田可”就是由“黄河”两字简化而成的笔名。因此我们对他都崇拜至极。

有几个星期六傍晚，黄河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要我帮他抄一本音乐理论书。我的字写得不错，受到老师的器重，自然很高兴，所以总是兴冲冲地去帮忙，每次都抄书到深夜。在我抄书时，他生起炭炉煲蚝豉猪肉汤，作为他和我两人的宵夜。此时夜已深，他让我跟他一起睡觉，并做出一些反常的举止，就像是长辈很疼惜下辈的样子，如摸摸我的头，抱抱我，等等。在那个时候，蚝豉猪肉汤属高档奢侈美食了，加上他的“疼惜”，因出身不好而饱受歧视的我，真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后来，有一天，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公安人员在会上宣布黄河的罪状，逮捕了他，令我大吃一惊！原来黄河以帮忙抄书为名，以蚝豉猪肉汤等为饵，笼络他看中的男生，对他们实施鸡奸，巳有多位同学受到伤害。受害同学丘某某、刘某某等向学校报告，学校再向公安局检举，然后公安局立案调查，实施逮捕。我大概是黄河的下一个目标，但对我还没来得及下手，就东窗事发了。庆幸之余，我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后来才知道，原来黄河根本就不是著名音乐家田可！事实上，在黄河被判刑入狱之后，音乐杂志仍然常常见到田可谱写的歌曲，这“田可就是黄河”、“田可”就是黄河的笔名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2、高中阶段

1955年，我们8个班同学初中毕业，高中只招一个班，田济川、田流芳、杨始强、萧恩玲、郭荷兰、刘醉英、严柳新、郑照兴、刘志超、廖斯兴、郭根抱、陈华恭、范贵强、郭玉史和我等50人考上了。这个班可谓“人才荟萃”，“班风”特别好：勤奋，刻苦，团结，互助，个个争上进，人人为集体，不但功课学得好，而且对各种社会活动，如下乡支农、宣传、灭鼠、采松果等等，无一不积极参加，次次都取得最好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的先进班、模范班。

当然，取得最好成绩，当先进、模范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全班同学比别的班级付出更多的劳动，克服更多的困难，吃更多的苦头！但全班从未有人叫过苦叫过累。我们曾响应政府“采集松籽，育种造林”的号召，分成多个小组，带上干粮，分别步行到远离学校十几二十里的地方，爬高山，攀松树，挥镰刀，采松果，然后肩挑或肩揹几十斤甚至上百斤松果，沿着崎躯的山路回校，晒出松籽，上交林业部门；也曾经在消灭“四害”运动中，用竹子制作竹筒捕鼠器（俗称“老鼠筒”），在课后傍晚时分，进山放置一百几十个，第二天拂晓去收集，常常是 “筒不虚置”，战果辉煌，我们抬着逮到的上百只老鼠回校，沿途招来群众惊讶的目光；还曾经紧密配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排练短小精悍的节目，到远离学校的山村演出……几年的共同学习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班同学之间关系融洽，团结互助成风，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班里有几位同学对我特别关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真诚无私的帮助，令我没齿难忘。特别是杨始强、田流芳，从初中“芋卵班”结成同班同学开始，几十年间，对我一直关怀不断，爱护有加，我曾写一篇《忆好友流芳（为纪念流芳逝世25周年而作）》，对此作详细记述，并寄托怀念感激之情。

我们在学校膳堂吃饭，田济川、田流芳、郑照兴、刘志超等7人和我组成一席，一起用餐。有一段时间，我连每天7分钱的菜金都交不起。每当出现此种情形，他们就替我垫付，我有时无力偿还他们垫付的帐，他们都从不计较，事实上把我的菜金分摊掉了。学校为了改善学生营养，每十天半月组织一次加菜，每席交1元6角钱，可加菜猪肉一碗。有几次我实在交不起那 2角钱的加菜金，到了加菜时节，我就借故“回避”，不去用餐，流芳、济川等每次都四处寻找，一定要我和他们一道用餐，分享加菜。

家乡处处是荒山，水土严重流失，导致到处山体坍塌，沟壑（客家话称作“崩蓬”）遍布，下稍大一点的雨就闹山洪，韩江及大小溪流都泛滥成灾（客家话称之为“发大水”）。一次，水灾袭来，教室门外，一眼望去，是一片汪洋，廖斯兴同学感触良深，以洪灾为题写了一首诗（其内容记不起来了），我则以荒山为题，写了如下四句和他：

荒山片片黄土岗，   

沟壑处处触心伤；

X 年后绿化日，  

扶杖捋须把景赏！

当时，我们经常唱《绿化祖国》的歌，对绿化家乡寄予满腔希望，但并无信心，所以用了“X年后”：多少年后才能盼到绿化啊？！而后来在“大跃进”年代，老祖宗留下的树木也被砍了个精光，就连前辈在大路旁为行人遮阴而栽的“路树”也被砍个精光，就更加失望了！没想到改革开放后，广东省委大抓绿化，采取飞机播种、改变燃料结构等多项措施，不消二三十年功夫，家乡真正实现绿化了！如今处处林木茂盛，山草浓密，以至绝迹多年的野猪和黄猄等野兽也重新频频出没，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们班的同学，除了几个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落榜之外，全都考上了大学，在广州上大学的就有二十多人。1962年元旦，我们聚集在华南农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留下了这幅《大埔高陂中学58级在穗同学留影》。

3. 光德情缘

1958年春，我18岁，读完了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身体常感不适，特别是体育课练习短跑后，腹部隐隐疼痛，经乡村医生诊断患有“肺病兼肝热”症，怀疑肺部有问题。时任高陂中学教师的李峥盆表叔特地带我到潮州进行X光透视检查，证实肺部有结核病灶，但已近钙化。因为肺结核患者不准参加高考，我不得不休学疗养。外祖父母和父亲知道后，立即给我寄回雷米封等药品和鱼肝油等营养品，使我恢复得很好。

就在那年秋天，在全国大办农业中学的高潮中，大埔县和高陂公社决定在陶瓷工业区光德富岭创办一所“光德瓷业中学”（简称“光德瓷中”），调高陂中心小学校长刘鸿声担任校长，光德中心小学金校长兼管其校务工作；聘我的邻居、陂中高中毕业生刘季坤担任教员。季坤当时正生病，无法赴任，我受命前往代课，和刘鸿声校长一道张罗筹建和开学事宜。我奔赴富岭，由一个陂中休学学生变成了一个光德瓷中代课老师，在刘鸿声校长和光德中心小学金校长的带领和指导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瓷中的筹建和开办工作之中。

1958年冬，刘季坤老师身体康复，前来赴任，我的代课任务彻底完成，但仍坚持工作至学期结束，然后便离开了光德瓷中。

4. 冲刺高考

复学陂中

1959年春，我复学陂中，重新戴上了“大埔高陂中学”的校徽，继续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向高考冲刺。

前一年投入“大跃进”的洪流，少上了很多课，学校一方面安排老师给我们补课，一方面组织各科老师为我们作全面复习，迎接高考。就在这关键时刻，原本就年老多病体质孱弱的英语老师林启浩病倒了，无法给我们上课，这可把我们急坏了！团支部书记郑荣来和其他班干部商量，决定由班里英语稍好的杨德金和我两人，代替林启浩老师，上我们班的英语课。可是，杨德金和我的英语水平，又能比同班同学高到哪里去？但我们两人感到义不容辞，还是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我们俩将课文反复学习几遍，找出其中出现的语法现象和尚未学过的“知识增长点”，商量如何讲解，然后轮流当“老师”。当我们“登上”讲台时，班长一声口令，同学们俨然面对真老师一般，向我们这假老师“起立”致意。我们的“讲课”，当然水平不高，但我们确实是尽了心尽了力，而且在如此备课、讲课的过程中，还真是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我很受学校和同学器重，被选为陂中团委会宣传委员、学生会宣传部长。我组织各年级办黑板报并举行比赛；发动全校同学购买、阅读吴运铎所著的《把一切献给党》；组织宣传队每逢“圩日”（即赶集之日。农历逢“四”、“九”为高陂“圩日”）中午，到街头演出短小精悍的歌舞节目、宣传党的政策；记得有一个节目，由罗碧香（她后来入部队歌舞团）领唱的客家山歌联唱《唱丰收》，很受欢迎，成为了我们的“保留节目”，在十字街头演出过许多次，每次都吸引了很多群众，真个是里三层外三层，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转眼间，就到了高考报名、填志愿、体检的时节。论兴趣和成绩，我报考文科和理工科均可。经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报考理科，而且大部分志愿都是数学和物理。学校请高陂医院的医生来学校为我们作高考体检。当时大埔全县还没有一台X光机，陂中历届高中毕业班学生高考体检，都去三百里外的潮州（大埔中学的应届毕业生则步行来回180里路到福建永定）进行胸部透视。我们一百多人也是由班主任带领，浩浩荡荡，乘坐江轮，顺韩江而下，为胸透直奔潮州。得到在潮安高级中学执教的原陂中老师邱永坪先生和该校领导的关照，我们和历届高中毕业班学生一样，自带卧具，借用潮安高级中学的教室作为住地，妥善解决住宿问题。

此前我们家乡附近只有汕头和梅县才设有高考考场，大埔县的考生必须到那里参加高考。1959年开始在大埔中学设立高考考场，我们高考不用出县了。我报考理工科，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和外语（英语或俄语；我考英语）六门。对高考我信心满怀，考完每一门自我感觉都很好，特别是数学，每一道试题我都答得很好，因此自认为考上大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果然顺利考上了心仪的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

有三位同级同学也考上中山大学：邓达华、蔡德鸿考上物理系，郑锡煌考上地质地理系。从此，我们走向了新的生活。

我们有缘！当过了陂中同学，又当中大同学！（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陂中同学）。

1959年，陂中百分之九十多的高中毕业生通过高考上了大学，几位没有考上的也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考上大学的同学，除了邓达华、蔡德鹏、郑锡煌和我（中山大学）外，我仍记得的还有（可能有记不准之处）：郑荣来（复旦大学），李昆维和杨德金（中山医学院），廖奋驹、刘万泉和邓震光等（华南工学院），蒋成站（北京矿院），李监修（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钟兴燥、郭汉雄和刘伟忠等（华南师院），胡杏松和陈裕盛等（广东师院），廖其珍（华南农学院），蔡欣然（华中农学院），廖旦芳（广州中医学院），刘志超（华南林学院），刘果桓、蔡毓娟和刘演波（湛江医学院），郭贡年（武汉医学院），廖启亩和黄铁坚（武汉测绘学院），李贵荣（西安冶金学院），郭中光（汕头工学院），贺伟佳（某工学院），萧道威（北京某校），黄国强（某工学院），田翥尊（？大学），黄国华（？大学），沈业政（？大学），刘铁明（？大学），蔡斯港（？大学）等等。

（供稿人：余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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