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光昭是广东省大埔县三河梓里人，是光昭第（也叫志事堂）的兴建者。出生于清代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在家病逝。他曾以卑微的身份（连秀才也不是，到道光元年38岁时为给父母请封才报捐了从九品的县尉），长期担任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一位著名的封疆大吏程含章的幕僚。
程含章， 字月川（一说：字象坤，号月川），清代云南景东厅人。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卒于家乡。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中举人，曾先后在广东、山东、江西、浙江四省任巡抚。所到之处，多有建树。据《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八·程含章传》（下简称“《清史稿·程含章传》）记载，“其先佐官吏捕杀土寇，惧祸，改姓罗”，道光二年（壬午，1822）“擢广东巡抚，入觐，面奏请复姓，许之。”
同治朝《大埔县志》（注1）有邓光昭的简传（民国《大埔县志》全文照录），其中记其“以不利于童試，去而遊幕。值程中丞含章抚粵、豫，就其聘，多所赞襄。”该传应是依据邓光昭的儿辈所撰《修县志事》改写的。同治《大埔县志·邓光昭传》中的这几句，在《修县志事》中记为：“应童试不利，长而遊幕。佐程中丞含章抚粵、豫，善政多出其手。”
所见邓光昭留下的多篇文稿（均保存于梓里志事堂《邓氏家谱》）中，仅有两处提及程含章。一是在《先祖母刘孺人传》中的“抚宪程”（“谨于道光二年腊月二十七日，将祖母行迹沥情吁禀抚宪程，蒙给“清节流辉”四字匾式，并行府及县存案”），一是在《祖母刘孺人奉抚宪奖匾行府、县存案牌文》起首处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程”。就连邓光昭在其五十一岁时写的《自记行略》（类似年谱，从七岁起记至五十一岁，基本上是按岁数逐年记述，其间仅六年的情况未曾开列）中也无片言只字提及程含章。但是，邓光昭肯定对儿辈讲述过其辅佐程含章“抚粵、豫”之事。不然在《修县志事》中就不会有“佐程中丞含章抚粵、豫，善政多出其手”这一笔。可惜邓光昭的儿辈们未将邓光昭这方面的口述另文较详细的记录下来，而仅在《修县志事》中高度概括地提及（作为入县志的材料，有篇幅的限制，只能简而言之）。
据邓光昭《自记行略》所记，他是在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夏间，“弃儒投笔江湖”的，时年二十七岁。目前尚未知邓光昭最初投奔的是不是程含章。不过，即使邓光昭最初投奔的不是程含章，但其至迟在二十九岁之时，即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即已成为程含章的入幕之宾。程含章时任粤北重镇南雄直隶州知州。
但我们从其他的相关材料中可以得知，邓光昭从二十九岁至四十五岁，也就是自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至道光八年（戊子，1828），是一直追随程含章的。下面我们将在此期间程含章的仕宦历程与邓光昭的行迹开列如下（关于邓光昭的行迹，凡加双引号者，均直接引述自其《自记行略》），它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邓光昭与程含章不寻常的关系。
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至十九年（甲戌，1814）——
程含章：51—53岁。十七年署任粤北重镇直隶南雄州知州（正五品）。因失察连山县知县徐鸿飞亏短仓谷于十九年被革职。（注2）
邓光昭：29—31岁。嘉庆十七年秋“由省抵南雄。”十八年“由南雄返省。”十九年“由省到京。是冬回家。”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至二十三年（戊寅，1818）——
程含章：55—57岁。二十一年题补直隶南雄州知州，清丈南雄田亩、兴修水利等，颇多善政。至二十三年离任（是年江苏武进进士余保纯署任直隶南雄州知州）。
邓光昭：33—35岁。邓光昭于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二月丧父。“含殓后，日历山岡遍寻吉壤。三月出厝，七月得地安葬。”后因父坟被人挖劫，乃“历控县主三任，上告府、道、臬宪”，至次年七月官司“始行完结”。“复葬工峻，即往南雄。”二十二年“由南雄转省，由省转揭阳。”“回家修整先父坟脚。”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
程含章：58岁。是年二月升任惠州知府（从四品）。
邓光昭：36岁。“投笔惠州”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
程含章：59岁。任广州知府；十一月任山东兖州曹济道（正四品）（注3）
邓光昭：37岁。“到广府。”
道光元年（辛巳，1821）——
程含章：60岁。六月中旬升任山东按察使（正三品）。
邓光昭：38岁。“报捐县尉，并请父母封典。是年四月先到臬署，后临藩署。”（注4）
道光二年（壬午，1822）——
程含章：61岁。正月初五升任河南布政使（从二品）。同年六月十七日升任广东巡抚（从二品）。十二月中旬调任山东巡抚（从二品）。
邓光昭：39岁。“正月忽沾重病，几乎不禄。五月医痊，六月走博罗，十月到抚署。”
道光三年（癸未，1823）——
程含章：62岁。三月底由山东巡抚调任江西巡抚。
邓光昭：40岁。“由广东赴山东居住四十余日。五月入京。六月到江西抚署。”
道光四年（甲申，1824）——
程含章：63岁。二月初十钦命到京署工部右侍郎，办理直隶水利。四月中旬自京赴直隶。七月十六日得实授工部左侍郎，十二月初十日调任仓场侍郎。
邓光昭：41岁。“三月由江西入京。四月到直隶，五月赴天津。八月因病回乡。”
道光五年（乙酉，1825）——
程含章：64岁。三月十七日补授浙江巡抚。
邓光昭：42岁。“四月安葬祖母，九月起工筑屋”。按：此屋即“光昭第”。
道光六年（丙戌，1826）——
程含章：65岁。十一月下旬调署山东巡抚。
邓光昭：43岁。“屋工未成，经费不继，三月复走饶平，八月回家盖屋，并捐修督理祖祠。九月娶长媳，冬月再修先父坟脚。”
道光七年（丁亥，1827）——
程含章：66岁。闰五月初五钦命“交部严加议处。”吏部议革职。七月初三钦命“著加恩以员外郎用，以观后效”。（注5）14日任福建布政使。
邓光昭：45岁。“三月沾喉病甚重。医痊后，五月迁居。八月赴省在藩署安砚。”
道光九年（己丑，1829）——
程含章：68岁。任福建布政使
邓光昭：46岁。“由藩转臬，由臬转运，由运到潮。”（注6）
道光十年（庚寅，1830）——
程含章：69岁。正月中旬16因病解任。
邓光昭：47岁。在家。此后亦无外出的记录。
从以上所开列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邓光昭与程含章二人的行迹多有重合之处。可见邓光昭确是长期追随程含章。
顺便说一下，邓光昭《自记行略》中对其“游幕”的记录，除道光三年的“六月到江西抚署”一处外，其他地方所记可谓苟简。例如，只记“抵南雄”、“投笔惠州”、“到臬署”、“临藩署”、“到抚署”等等。到南雄、惠州的什么官署？是何处的臬署、藩署、抚署？作者固然心知肚明，而读者则难免一头雾水。好在大埔三河梓里村志事堂《邓氏家谱》中保存的《修县志事》及同治朝《大埔县志》的《邓光昭传》可作参考，加上“六月到江西抚署”一句也算是证实了他所跟从的确是大臣程含章。不然，邓光昭长期何处游幕，很可能就会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谜了。
邓光昭能够一路跟从程含章，可见其与程含章的关系非浅。下面这个材料也足以反映出程含章对邓光昭的高度信任和器重:
道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邓光昭将其祖母行迹详细禀告程含章，希望祖母能得到旌表，并要求将其祖母受旌表之事行文府、县备案。而程含章不但只听邓光昭一面之辞便赐予其祖母“清节流辉”四字匾额加以褒扬；而且不避越位之嫌疑（当时程式含章已被调任山东巡抚）特地行文晓谕府（潮州府）县（大埔县）：“该氏虽与旌表年例未符，实属阃仪可象，应给予‘清节流辉’四字匾额悬挂，以示褒扬而光潜德。”并要求“该府、县即便知照，毋违”。
前面说过，邓光昭是以卑微的身份长期充当程含章的幕僚。下面简单谈谈与此相关的问题。
“不利于童试，去而遊幕”，说明邓光昭出外作人幕僚时，连秀才也还不是。也就是说，他那时不过是一介布衣，就当时的社会身份、地位而言，还不及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而当时程含章虽还远不是地方大员，但也已是正五品职官。是何机缘让还只是白身平民的邓光昭能够成为程含章的幕僚，现尚不明白。但邓光昭能够追随程含章多年，跟着程含章南来此往，深得程含章的器重绝非偶然。
从邓光昭《自记行略》看来，邓光昭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邓光昭出生于高州石城（今湛江市廉江县），九岁才回乡。虽然十岁起便从师学习（“十岁上春就傅三河，下春就傅本村”），但从十四岁起便是断断续续的从师学习（“十四岁随五叔往平海大澳盐埠省视先父。十五岁上春往稔山就读；下春随先父往石城迎带母、姐，八月回家）”（注7）有一段时间还是“半读半理（理家庭事务）”（“十六岁正月大姐出阁，三月先父仍复出外。家徒四壁，待天而食。予半读半理，兼有许多意外琐琐之事。”）直到十九岁那年秋季，当其父“退归林下”，家中也“粗有衣食”之时，“始得安于就读。”也是这一年“始学出考”（注8）。然而好景不长，“二十岁正欲发奋云雷，岂知命不由人，天灾又至。粮田被水冲毁，狼藉过半。二十一岁借贷整田，兼完予婚。内外交迫，家累上身，不能从师。受徒四载，以助家计。”直至二十六岁时才又“奉命赴韩山肄业一年”。
邓光昭虽然没考上秀才（看来他参加童试的次数并不多），但其学识并不差。他能够在二十一岁时起“受徒四载”便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不是早早就放弃了继续参加童试的机会，未必不能在科场中有更好的表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光昭年纪轻轻便已得到不少历练。例如，十四岁时随五叔远出省视在平海大澳盐埠做事的父亲；十五岁时随父往高州石城接母、姐回乡；十七岁时，其父回乡修整祖父坟墓后“又即出门”，“祖父交予安葬”；十八岁的正月，祖母去世，“尔时诸弟皆稚，父与诸叔俱外出”，在其父、叔未回家之前，乃独任为祖母治丧之大事，“经营银米殓费”，“以终含殓”；二十一岁借贷整田，等等。这些历练，无疑增长了邓光昭经世处事的学识和才干。另外，邓光昭还明于医理，精歧黃；又对堪舆之学颇有研究。“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应该就是邓光昭之所以能够长期成为程含章的入幕之宾，并得到程含章信任、器重的重要原因。
【注】
1.同治十二年修，光绪二年刻本。张鸿恩、岑傅霖修，饶于磐等纂。
2.道光朝《直隶南雄州志》卷四“职官志二”录“直隶南雄州知州”，其中记周绍蕙（浙江仁和增贡）于嘉庆十六、十九年两次任，张煓（湖南醴陵增贡）于二十年署任，罗含章于十七年署任，二十一年题补。（见该卷第4页）
3.据说，程含章升任山东衮沂曹道后尚未到任即又升任山东按察使
4.臬署：指按察使司的官署，藩署：指布政使司的官署。后面提到的“抚署”则为巡抚衙门。按：此处“臬署”、“藩署”应是分别指山东按察使司、河南布政使司的官署。邓光昭此处所记时间可能有误。因为程含章升任山东按察使是在道光元年的六月中旬，升任河南布政使则在次年正月上旬。说道光元年“四月先到臬署，后临藩署”都把时间提前了，但顺序上并无不是。
5.《清史稿》之《程含章传》：“（道光）七年，因浙江巡抚刘彬士治盐操切，密疏劾其不职。命总督孙尔准按治不实，诏斥含章听不根之言，无端入告，解职严议。彬士亦劾含章提用商纲银，额外滥支，漏追馀款等事。含章疏辨，命总督琦善、学政朱士彦按之。诏以提用纲银，归还捐垫，仅属见小，而先发妄奏之咎重，念其居官尚好，降补刑部员外郎。”清代各部员外郎属从五品职官。
6.由藩转臬，由臬转运，由运到潮：“藩”指布政使司，“臬”指按察使司；而“运”不知是否指“都转盐运使司”（清代地方机构之一，主要处理各地盐务事宜。该使司设置运盐使、同知等官职，掌控盐法政令。盐运使，从三品）。“潮”似是指潮州府。时大埔属于潮州府，“到潮”应是指回乡。
7.平海大澳盐埠：在今广东省惠东县东南部，稔平半岛南端。稔山：在今惠东县稔平半岛的西北部。
8.“考”是指考秀才。所谓“是年始学出考”，是说这一年才第一次试着去参加了童试；还是说这一年由于能够“安于就读”了，于是着手准备去参加童试呢？从其并未提及参加童试的结果，并联系到后面所记“二十岁正欲发奋云雷，岂知命不由人，天灾又至……”等来看，似以后说为是。
【附记】
据邓光昭《自记行略》所记，其于道光九年（己丑，1829）“由藩转臬，由臬转运，由运到潮”。由此可见在这一年邓光昭曾经离开程含章的布政司官署到按察使官署。布政使与按察使份属同僚，布政使的品级还要高些；而邓光昭这一年也已46岁，接近知天命之年。邓光昭之“由藩转臬”，应该不属另投门户。很可能是程含章已决定辞官——早在道光六年，程含章时年六十，他就曾以病辞职。道光帝“以含章精力未衰，不许，调署山东”。到山东才半年左右时间便被“交部严加议处”，二个月后由从二品的巡抚直降为从五品的刑部员外郎，“以观后效”；道光八年七月，其长子程承休又在延平府通判任上病故。六十六、七岁的老人，遭到这样的打击，身心肯定大受损伤，难免时萌退意。至道光十年正月也就正式退出了政坛。在自己要退职之前，有意劝导、推荐邓光昭到按察使司去做事，应该是对邓光昭的高度负责。而邓光昭在一年内先是“由藩转臬”，又“由臬转运”，最后回乡不再游幕。由此看来，邓光昭与新主子的关系可能并不融洽，而这也反证了邓光昭与程含章的关系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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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第二段中两处“程含光” （”据《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八·程含光传》”、下简称“《清史稿·程含光传》“）的”光“字均应改为”章“。已改。（201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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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3 1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