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了这许久，何不进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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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中—我县汉语规范化的示范园 —-上世纪中期埔中推广普通话杂忆 昔 幹 有关说明 根据新华社公布的《在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的有关规定：不用“解放前（后）”或“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提法。本文在涉及埔中历史时，直接使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以示时段区分。 1948年秋我入读埔中初一，至1956年夏高中毕业（期间因病休学两年后又转学陂中一年），在埔中度过了五年之久。本文副标题说的“上世纪中期”主要是指我在埔中学习这段时间。 民 国 时 期 学校情况 据我所知，当年民国政府对在中小学推行普通话（时称国语）还是很重视的。早在抗战前，就制定并推广国语罗马字母注音符号以及推行国语运动。抗战结束后，全国很多省都先后成立了国语推行委员会，“广东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是在１９４６年底成立的。我小学时在学校就学了注音符号勹攵冂匚，学校还举办过国语朗读和演讲比赛。 普及国语重点在中小学校，但重点中还有重点作为标杆示范，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从大埔一县来看，这个“点”自然非省重点中学埔中莫属，所以说埔中是我县汉语规范化的“示范园”。 当年初进埔中校门，给我最难忘的印象不是整齐的教室和奇特的礼堂，而是校园的每个角落包括东舍后侧的厕所门口都刷满了褐色的“讲国语”三个字，旁边还加上注音符号。这醒目的警示语给学校增添了一层时尚色彩和浓浓的学习气氛。 领导情况 说起当年的埔中不得不要先说说饶涤生校长。涤生校长的名字过去好像很少有人提及，其实他是一位非常务实而且很有建树的了不起的校长。在任期间(1945.2—1949.6)他除了处理日常校务外，至少还干了四件大事：一是在他的努力争取和上下各方的积极支持配合下，将埔中由县立升格为省立(1946.2改为省立)，这是埔中校史上具有划代意义的大事；二是在鶴子顶扩建分校，解决了学校教学场地不足的难题；三是组织编写了《大埔中学校史资料》，上至1914下至1948，成为埔中馆藏图书资料的瑰宝；四是大张旗鼓地在学校推行“讲国语”运动开校园一代新风。须知，这四块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工作十分艰巨繁重。 单说推广国语一事。讲普通话说难也不难，看看叶剑英曾宪梓这些名人，只要用客家话念念字就行了，但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普通话。要说真正的普通话就很难，要让纯客县的客家弟子大家一齐说普通话就难上加难。涤生校长做的就是后面这件事。 为了推广国语，涤生校长总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处处带头。他是茶阳人年纪又较大，乡音难改，说话有时难免露馅，但他实事求是虚心学习，不怕丑不气馁不言弃。如有一次他到分校视察，顺便绕道三圣公王转了一圈。后来他在会上谈起此事：“我们几个人腾三圣公王央（yāng）牙（ngà）转”，同学们笑了，但他若无其事泰然处之并不中断讲话而是平静地把话讲完。他也从不把别人讲国语中出现的窘况当玩笑取乐。无论什么场合，他都能坚守讲国语的良好习惯。对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领导，同学们打心里佩服。 还有一位常和学生打交道的领导就是训导处的余克霖主任。他是学校坚持讲国语的第一人，涤生校长应排在他后面，因为他是潮汕地区人，不会讲客。他也是给学生训话最多的领导，几乎每次开会都能听到他的声音。除了个别地方潮音较重外，他的普通话还算比较入流，大家都能听懂。 教师情况 说到教师我只能以偏概全，因我当时还在低年级，对高年级的老师知之甚少，不过，据我所知情况应大同小异。 科任老师中首推国文老师，因为他们是语言文字的传授者，负有特别责任。 担过我们国文课的有四位老师：卢癸泉（兼我县海滨高级师范学校校长）、饶自庸、朱克邦和饶稼先，他们都是客家人。 癸泉、克邦两老师始终用国语上课。癸泉老师年纪较大客音较重。他很注重启发式教学，常用生活中的事例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启发学生思考。简单举个例子就可看出他的教学风格和国语水平。有次上课他谈到生活习惯问题，快下课了他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想过吗？”说着他弯曲着右手食指搭在弯曲着的左手食指上：“为什么人一坐下来总爱把一只脚kāo在另一只脚的膝头上？——谁能回答，请在下一节课告诉我。” 克邦老师年轻一些，他说的国语自然比癸泉老师要胜一筹。 其他科任老师只有少数用国语上课，多数从来不讲或只是临时应付一下，包括自庸、稼先老师和我们的班主任李江盛老师等。对这些老师，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不重视”或“有抵触”，其实他们各有具体原因。如自庸老师，他的年纪恐怕比泽东主席还大，出窑的砖了难再变形。有些老师则受语言能力限制，特别不善于切换话种表达。如果一定要他们用国语上课，可能会讲不下去。 学生情况 学生比较复杂情况不一。一些高年级同学或比较勤勉好学的同学，他们较能响应学校号召，比较自觉地学习国语，有时在课堂上还能主动配合老师用国语回答问题，而多数同学仍不习惯须要督促。有时在课堂上讲一讲，下课之后又“回归自然”。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时 期 领导情况 1949年大埔县城解放，新旧政权还处在交接阶段，一日，在埔中篮球场的例行周会上来了一位红军（时人的习惯称呼）军代表。他一身灰蓝色的戎装打扮，精神饱满表情严肃，在几个士兵的陪同下步入会场。因这是全校师生第一次和红军代表见面，故会场显得格外安静和肃穆。 接着军代表上台讲话。他是用普通话开场的，讲了约莫一二十分钟，为了表达方便和适应听众的习惯他改讲客家话。主要内容是讲为什么要革命、要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后来才知道，这位演讲者就是后来我们埔中的校长黄光正同志。 光正校长用普通话开篇，说明他尊重埔中的传统，支持埔中开创的“讲国语”运动，并把这个优良校风继承下来。只是当时他是兼职校长，正职是大埔县副县长，工作繁忙很少来埔中，故以后听他讲话的机会便少之又少。 五十年代埔中校长任职时间最长的是黄飞山校长其次是萧渊校长。这两位校长都很有才干和作为，为埔中作过大贡献。如果拿讲普通话来说，他们的水平不知要高出涤生校长多少倍，可惜这时很少提到“讲国语”了，所以无用武之地，才能没法得到发挥，这是形势使然不怪他们。可见天生我才未必有用。 教师情况 1949年下半年学校停课老师大换班。我1950年复学时已经变成春季班了。从1950至1952年全国规模的几个大政治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镇反、土改和三反五反等）正如火如荼地重叠进行。随着全国形势变化，埔中的教师队伍和教学状况也发生了巨变。原来一批教师退的退，走的走，挨整的挨整（如我的四位国文老师就有三位在运动中过不了关，没活过1952年）,转行的转行（如留日归来的教美术的邹定筹老师，改行开店画像后又到木器店画床画家具），旧日教师已所剩无几。在这紧张激烈的形势下不管新旧教师基本上都不再用普通话教学。 此时，“讲国语”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搁置，但也有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仍然使用普通话，如奚莉、郭乃森、吴业荣、陈佑田、缪兆兰、吴富华等老师,他们大部分是从外地聘进或毕业分配来的，其实他们都是埔中传播普通话的有功之臣。 奚莉老师是江苏人（？）。1950年她上过我们的音乐和语文课还是我们的班主任。她仪态端庄说话温文尔雅，一口流利纯正的普通话，被同学们视为普通话标准音。她上课尤其是点名，说话慢条斯理吐词清晰，同学们总是一边细听一边暗暗地给自己正音。譬如她说的杨政达的“政达”和“手镯”“项圈”（莫泊桑《项链》）等，我就经常学着她的发音。她的课给大家学习普通话带来了质的提高。 俄语科任吴业荣老师是武汉人，他谦恭持重待人随和亲切。他的普通话朴实自然，发音也很标准。他不但在语音方面给我们提供示范，而且还带来了一些不同于客家话的新词和表达方式，如茶杯他叫“把儿缸”，客家话说的“八点九个字”他说是“九点差一刻”（这是俄语课本上来的），给同学们拓宽了语言视野。 这批新一代老师的普通话无论是资质、水平都要比老一代的强，如果学校继续推广普通话，效果肯定会远超过去。 学生情况 汉语方言复杂多样，所幸的是汉字是统一的。在广东三大汉语方言中，其汉字发音最接近普通话的还是客家话。我们可以分别用广府话、潮州话、客家话来唸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几个字，你会发现客家话最接近普通话。从这点来说，长期和课本打交道的埔中客家弟子学习初级普通话——客家普通话还是没有间断的。 1950年左右，我在学校黑板报上曾看到一首用客家普通话写的批评个别同学在学生食堂不讲文明的打油诗，诗曰：吃饱了饭不抹桌，桌上都是径子壳，同学我想劝劝你，注重卫生要自觉。 “径子”是什么，别人可能闹不清但埔中同学看得懂。“径”客家话读gàng，“径子”是一种小海贝，学名叫“蛏”（chēng），是当年流行于餐桌的一种廉价佐餐食品。作者写诗时可能一时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普通话同义词来代替它，便顺手牵羊把客语词“径子”捡过来塞进去。别说，还解决得挺顺当，而且还能押客家普通话的韵。 就在推广普通话的浪潮退去大约五六年之后，一天，忽然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1955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再次吹响了汉语语言文字改革的号角。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里面明确提出：从1956年秋季起全国中小学语文课一律开始教学普通话，到1960年，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中学生及师范生都要基本上会说普通话。 就在这时，埔中抽调了一位语文老师（刘旃英老师）参加县文教科举办的推广普通话学习班，县文教科还选派专人来埔中宣讲汉语拼音方案。一时间，推广普通话的空气又开始在校园升温。在我印象中这是五十年代中期埔中推广普通话放出的最后一道异彩。 1956年秋我离开了埔中，以后学校发生的事就不太知道了。不过有一点可以推断，随着1957年因党内整风引发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推广普通话的计划肯定又泡汤了。 结 尾 的 话 四十年代末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 此前的埔中，在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带领和广大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创建了我县首个促进汉语规范化的试点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给埔中校史留下了闪亮和珍贵的一页。 若从“示范园”的角度来形容，个人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49年以前为播种阶段。此期的主要工作是：建园、播种、试验。虽然困难重重但由于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也收获了一定的回报，这些种子深深扎根在广大师生的心中慢慢生长。 1950年以后，由于全国形势的巨变，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对推广普通话已无暇顾及，使园中土地逐渐失耕。虽然部分师生仍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但已不成气候。１９５５年底虽又开始复苏但因形势变化不得不再度休止,故我称之为休耕阶段。 做什么事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推广普通话也一样。天时就是社会条件；地利就是学校的师资和物质条件;人和就是学校师生的合作努力。只有这三样配合得好，才有成功的指望。 六七十年前音像传媒十分欠缺，习惯势力又十分顽强，推广普通话就像拉洋车一样，一步一步地拖着前行，举步维艰。如今，从条件来说已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我们要说的主要还不是条件而是精神。我们要学习的是前人敢于尝试、敢于实践、敢于开拓创新并坚持不懈的精神。 （2018/11/1） " R' P8 o" s0 _0 X# W8 z+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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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7 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