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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与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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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0 11: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幸福城

逛了这许久,何不进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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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朱卫胜 于 2019-1-10 11:49 编辑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9月16日下午,一列戒备森严的宪兵车队,秘密开往广州北郊的流花桥刑场。车上押着黄埔军校二期、国民革命军原八十六军中将军长、军政部广州特派员莫与硕和他的办公室主任、护沙总队队长李节文。
广州人发火骂架有句狠话:拉你去流花桥打靶!该刑场,类似于北平的菜市口,不过历史没那么悠久。民初以前,这里尚有小桥流水,赶上落花时节,花瓣浮于水面,伤春的人都会来此流连,“流花桥”由此得名。日据时期,这里改作刑场,“流水落花”的那份美感,变成了血淋淋的恐怖,有些岁月经历的人恨不得把这个名字忘掉。但在半年前,即1947年3月27日,日本华南派遣军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以战犯身份在这里伏法——国军特选在流花桥枪毙这位佛教徒,大概取意佛教的因果轮回。

莫与硕和李节文所受待遇略有不同,莫是前铐,李是后绑,不知其中有何深意。步下刑车时,莫“神态自如”,李则“痛哭流涕”,莫劝李说:“事情既已做出来了,何必做出此窝囊相。”
虽是秘密执刑,仍有大批军政官员得到了消息,纷纷聚往流花桥——概因有关部门通知了媒体,媒体又跟当地官员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莫与硕的妻子唐亦真得到了时任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的通知,匆匆赶到法庭,与莫见了最后一面。据莫的三个女儿回忆:她们当年一个17岁,一个11岁,都在教会的寄宿学校里上课,当晚收到母亲托人带来的纸条,她们将信将疑,拿给教务主任看,他说今天太晚了,明再回家吧;最小的女儿由保姆带着,还没到记事的年龄。
所有官员皆不做声,只是默默地陪着莫与硕步行至行刑地点……
如果把眼光稍稍抬高一点,即可看到:抗战胜利后的青天白日仅仅维持了极短时间,国共内战的乌云已铺天盖地而来,所谓的国民政府危如累卵,经济陷入绝境,通货膨胀严重,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各找出路,全国多地发生粮荒、水灾和瘟疫,饿殍遍地……多数人已预感到:一场摧枯拉朽的大崩塌即将发生。
此前对莫、李的提审,时间仓促,只是走走过场,仅半小时余,概因已获蒋介石手谕,事发突然,必须马上执刑。

次日,广州各大报纸乃至中央党报,均就此事作了简要报道,市民争相购买,有说广州“一时纸贵”。各种小报和小道消息沸沸扬扬,将此一事件演绎得扑朔迷离。
《岭南日报》与《中央社》的措辞出入很大,值得对照细读。
《岭南日报》全文如下:
[本报讯]曾经□□一时之军政部广州区特派员办事处中将特派员莫与硕,广东全省护沙总队少将总队长李节文,于去年二月间共同侵占大批军用枪械及特种药品藏匿中山县属黄阁、横档、三角等乡,计有轻重机关枪百余挺,迫击炮小钢炮十六门,步枪二千杆,另附零件及子弹七百余箱旋。又据军政部第三验收委员会,据报莫与硕又于十月间串同所属职员共同接管车胎二百余条掉换药品移交□利,自□清查团检举案,专呈□行政院核办后,不久莫氏即在南京为国防部扣留押回广州,办理该特派员公处结束事宜,并派专员□文来粤审讯,案经将已一年,外部咸以为不了了之,其实最高当局对接收如劫收之贪污官吏,素极为重视,最近派来审讯莫氏舞弊案之人员经将提审莫氏任内一切经过案情,专案呈国防部核收。并经于昨日案□,蒋主席三六申□侍宙字第六一五九八号电示,将该二员判处死刑□夺公权终身,并国防部通知,由广州行辕就近执行死刑。于昨(十六)日下午五时半行辕事法庭副处长郑宗远开庭将莫与硕、李节文二人由监狱提出到庭验明正身,派宪兵用车押赴北郊流花桥刑场枪决。查莫与硕,四十四岁,广东阳江县人;李节文四十三岁,东莞县人。执行枪决消息传播后,阅者大快。(冰)

《中央社讯》摘录如下(略去与上文相同部分及莫与硕遗书):  
……两犯枪决之执行,事前缜密异常,截至昨晨行辕高级人员尚无所知,然该项宣判则系奉本月十二日蒋主席手令实行。该项手令昨由南京专人送来,故事前绝无人知,昨午行辕奉到命令后,下午四时即部署一切,五时提犯,五时半由行辕军法处副处长郑宗远升堂主审,莫与硕态度镇定,认为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惟李节文声□颇为激烈,经莫与硕责以大义始止,六时十五分,押赴流花桥刑场,各中二弹毙命。……按莫李二人于接收期中共同侵占大批军械藏匿于中山黄阁横档三角……经国防部派员来穗组织高等军事法会审讯明确,莫李均为粤人,为本省接收大员之首次被处死者。……

此案在当年即有大量疑点,内部人士和坊间没少猜测,比如:“无官不贪”是个共识,为何单单枪毙了莫与硕?广东军统(CC)密报莫与硕的最大罪名是“资共”,新闻报道中为何只字未提?莫与硕是否遭人算计,或蒙在鼓里,成为党国内部争权夺利、国共内战“杀鸡儆猴”的“替死鬼”?莫与硕在庭审和遗嘱中,为何两次强调“军人服从命令”,服从谁的命令? 论定莫与硕“资共”的证据是什么,有无证人证言?为何《中央社讯》比地方日报的说法更加隐晦?等等。
尤据《张发奎口述自传》(夏连英访谈及记录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P321)称: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一名中央的高级军官持蒋先生亲撰的处决手令来见我,他说:这是件重案,莫与硕必须立即枪决。我说:军法处尚未接到这一命令,而且莫案尚未审讯。
“尚未审讯”如何定案?蒋介石亲撰“处决手令”的依据又是什么?

又据该书同页附注:在张发奎麾下做过二方面军参谋长的谢膺白在发表于《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的回忆录中说:
张发奎枪毙田中久一与莫与硕与李节文都是蒋介石所极端不高兴的……日本投降后未杀过一个日本战犯(原作者按:这也不确,在中国审讯枪决的日本战犯不少。)莫与硕李节文是黄埔一二期学生,蒋介石的嫡系死党,无论如何要代为掩护……张发奎屡次电请枪决,均置不复;张发奎到京开会请示蒋,蒋借故避而不谈,陈诚何应钦与莫李二人均有师生部属关系,也代为二人极力洗刷。最后要张发奎将莫李二人解京讯办,实欲乘机开脱。张发奎想出一条计策,诡称莫李二人在解京途中逃脱拒捕,因为被押解卫兵乱枪击毙,电发,蒋介石大怒……
这个说法太过戏剧化,熟悉张发奎的人都知道,他做事不至于这么冒失或荒唐。张发奎说过,案发后,莫与硕确实去过南京,是找陈诚陈情,为自己开脱并揭发谁,还是参与“下岗”军官的“哭灵”,尚难考证。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再据《广东抗战纪实》(广州文史第四十八辑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P494)称:
张(发奎)又与罗卓英(笔者按:广东省主席)有矛盾,而莫、李是罗的同派系,制莫、李即是打击罗,……(张)将莫、李扣留,呈请何应钦指示处理。因此引起陈诚与何应钦争斗。陈则力为莫庇护,何则主严办。相持不下,案子拖延多时,后莫与硕、李节文二人卒为何以陆军总司令名义,手令张发奎将他们2人在广州执行枪决。
仅凭何应钦手令,即杀莫与硕是不可能的,但该文前半部分内容大体靠谱。

作为时任广州战区接受日本投降的最高长官、广州行辕主任的张发奎,越来越成为此案的关键人物。有资料显示,张发奎竭力呈请枪决田中久一,其中亦有疑点,下文中将会详述。

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莫与硕的后人均已步入老年。中共建国后的《广东文史资料》等书刊,陆续刊登过一些“莫与硕案”的当事人口述和学者议叙,均显含糊和粗疏。上个世纪末,广东省阳江市政府征集地方名人事迹,四处打探,找到了莫与硕后人,挖掘此案实情,结果只能评价为“略有进展”。近来,借着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东风,民国资料陆续公开,这对当事人和研究者来说,是个利好消息:一些关于此案的零星信息开始浮出水面,更多的线索和实情,只好期待国共档案的进一步解密。
1946年6月间的某个深夜,繁忙了一天的天字码头刚刚安静下来,一艘普通货轮悄悄入港。
北岸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初告歇息,疍民们破烂的私家木船如浮萍,黑压压地聚集在水道两侧——黑夜如同死亡,令一切显得公平。宽阔的珠江,在广州城南分出这一支,拐了个小弯,便南下入海了;这个小弯风平浪静,成就了数个类似“天字码头”的优良港口。
借着夜色的掩护,一队身份不明的人,开始往船上抬运大小不一的各种箱子。埋伏在附近的军统广东站人员和广州行辕一个营的兵力,迅速出动,将人员、货物和货轮扣留,当即查获大批军火。
大约两个月前,军统局外围人员崔南山向军统局广东站何崇校报告:军政部特派员莫与硕和他的办公室主任李节文,在接收日伪物资时,于中山县黄阁乡藏匿了大批武器……;还提到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正准备在广东建立反政府的民主联军,需要一批武器,莫准备卖给他们,已进行议价和商量运交办法。何崇校将情报每隔三天整理一次,上呈国民党中央军统局——此前,莫与硕因为广东军统的强势接收,与他们产生过激烈矛盾。
一个月后,军统局来电查问出售武器给异党的根据,何崇校复电谓“广东乡间地主虽有购枪自卫,最多不过十来支,股匪的枪支多从劫夺而来,只有异党组织、反政府联军才购买这么多武器。”——仅凭此一猜测,便招来了莫与硕的杀身大祸。
同年八月何崇校离广州往广西,冬天回到广州时,莫与硕与李节文已被枪决。他从别人口中得知,蒋介石看过莫李盗卖枪弹资敌案卷,大怒——当时蒋在内战的几个战场皆失利,损兵折将;莫与硕是黄埔学生、自己的门生,竟敢盗卖军火“资敌”,当即电令彻查。广州行营干员带队搜查中山黄阁乡隐匿的军械,捕获串通作案的黄阁乡乡长,随后扣押了莫与硕和李节文。陈诚因为已被派往东北内战前线,对此爱莫能助。
何崇校遇到军统的广东站新任站长何蛾芳,谈到“莫与硕之死,他的家人已经知道和军统广东站情报有关,但尚能对我们谅解,办丧事仍送讣文给我们”;“后来莫与硕的妻子唐亦珍及其女友访问何崇校,并没有谈及此事”——唐亦真不怪罪直接告发莫与硕的军统,将“丈夫之死”全部算在张发奎一个人头上,或许知道一些隐情。
以上内容,主要摘编自网上的“百度百科”。需要强调的是,中共建国后,何崇校任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旧金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如果他确认莫与硕当年“资共”之说成立,这时的“莫与硕之死”则变得尴尬和诡异。
张发奎在他的《自传》(P321)中称:最大的一宗贪污案是军政部广州特派员莫与硕犯下的,他……竟把其中一部分装备卖给了珠江三角洲的土匪头子高根。此案的暴露是因为土匪内部分赃不匀,他们内部有人向我们举报,还引领我们去观看为窝藏赃物而特地修建的房子,一部分盗卖的军用设备被隐藏在墙壁中。……我派一个营包围了这伙土匪,夺回了这批军品……。(1946年)10月19日,高根匪帮二十多名成员被俘。
我曾讯问田中久一,为什么这批枪械没有被列入投降后移交的清单,他答这一批军品从日本启运,但广州时已是日本投降前夕,连货箱都未打开验收。他说知道把所有物资都列入清单,他要承担很多风险,所以开具清单时只列明百分之八九十的日本军品库存量。他深谙中国官场的腐败情况。
之前,张发奎与莫与硕的矛盾已经白热,《建国日报》发过不少莫与硕“贪污”的报道——该报是余汉谋办的,他跟张发奎是“铁杆”,均属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及其黄埔嫡系积怨甚深,特别希望借美国观察家魏德迈来穗之际,将莫与硕“搞倒搞臭”。张发奎获此重大犯案证据,当然求之不得,搬倒莫与硕便顺理成章了。(陈伯衡口述《广州文史选编》)
《广东抗战纪实》(《广州文史第四十八辑》 P494)文称,“(莫)与他的办公室主任李节文一起,将接收过来最新式武器……卖给中山护沙总队,及黄角乡一带五龙堂之地方土匪恶霸。同时又请省府主席罗卓英(罗是陈诚系的主要骨干),派李节文为护沙总队长,这样,既可树立自己的武装势力,又可借李为出卖枪械之掮客,一举两得,势力双收。当天在天字码头黑夜用轮船装运枪械时,为情报人员侦悉,密报于张发奎。……张又与罗卓英有矛盾,而莫、李是罗的同派系,制莫、李即是打击罗。”
以上两段记述,均没有提到“资共”。如果仅以“私藏”上报,并不足以治莫与硕死罪。况且护沙总队的直属领导是罗卓英,队长李节文乃双重身份,莫与硕“私藏”是否遵从了罗卓英的指令,也不好说——莫似乎被推上了“墙头”,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张发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莫与硕被执刑前,)我通知他的妻子立刻前来见最后一面,当天他就被枪决了。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责怪我执行前不通知他……,甚至陈诚都因为莫与硕案对我不满。(《张发奎口述自传》 P321)
莫与硕乃“钦差”要员,张发奎在临刑前能够通知莫的妻子,却不能向省主席罗卓英通报一声,是张发奎思考不周、做事欠妥么?要知在当时,一个大臣的担保和求情,极可能赦免一位将军的死罪,何况“莫与硕案”未审未查,罗卓英的出面一定会起到关键作用。蒋介石大有封建帝王的遗风,张发奎在《自传》中多次违抗蒋的手谕,在枪口下捞出过不止一个人,其后蒋介石居然装不知情,再未过问——这才是民国的政治实情。
莫与硕被执刑前后的时局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九月九日,莫与硕已处于被软禁状态。莫的大女儿莫兰若和二女儿莫兰芳称:曾去看过被软禁的父亲,居住环境尚好,只是失去人身自由,有人监视行动,不能像以前一样可以下班回家了。
这天上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在讲话中称:“目前本党所遭之危机至为重大,党内同志工作效率欠佳,有待改进。”“本党最大之敌人为共产党,吾人不应过低估计共产党之力量。”并谓,“目前最迫切之工作,尤在肃清武装叛国之共匪,完成国家统一与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
也是在这一天,中共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菏泽以东的沙土集地区,取得转入外线后的第一个胜仗,全歼国军整编第五十七师九千余人。
当天,广州当局发表统计数据:全市失业者达25万余人;商品物价上涨了100%到200%。
次日,福州《中央日报》就党纪问题发表社论,感叹“今日本党之大患,在于党的纪律过于松懈。”“目前轰动社会之所谓‘豪门资本’,哪一个不是本党党员?哪一个不是攀援本党‘革命’壁垒而起家?‘革命’党员从政,而结果又贪又污。”
自十日起至十月十日,为抑制国军以策应外线进而挺进中原,中共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进行阻击作战,歼灭国军二万六千余人并转入反攻。
九月十二日,国军发表改善军纪吏治之建议书。“吏治不良之主要现象为:一,官吏贪污,由公私不分、假公济私,以致以私害公,不一而足;二,事权不一,遇事互相推诿牵掣……”有资料称,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签发了枪决莫与硕和李节文的手谕。
同日,历时27天的香港华工机器工人罢工,获得增加工资50%后宣布复工,因罢工停开英段的广九火车,13日恢复直通九龙。
九月十三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提出“目前具体要务如下:(一)澄清吏治,根治贪污;(二)安定经济,建立经济基础;(三)建设收复区,解除人民痛苦;(四)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
中共方面:九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五日,东北民主联军在中长、北宁两路沿线发动秋季攻势,取得歼灭国军近六万九千余人、控制东北大部分铁路的胜利。
九月十六日,蒋介石手令国民党全体将领,“共体时艰”,完成“剿匪”任务。这天下午,广州行辕接到蒋介石手令,突击提审莫与硕和李节文,并秘密执行了枪决。
当日,上海公布物价报告:大米、食油、棉纱、其他日用品、外国证券价格高涨,大米涨至60万元一石,生油涨至116万元一桶。
次日,广州市商会暨各业公会代表谒见输出入管委会主任张嘉璈,请求改善输出入管理办法,以挽救全市工商危局。
九月下旬,广东省政府改组,宋子文取代罗卓英成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对此人事变动,事前一无所知。(据当时的省政府秘书长丘誉说,“罗卓英返广州前一日曾觐见蒋介石,蒋谓‘粤事你放手做去’。不料返穗次日,即改组省府。”)
九月三十日,宋子文抵达广州,担任广州行辕主任兼广东省政府主席以及广东省军管区司令;张发奎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完全是个虚职,不久后蒋介石催促他去南京,遭其以撰写“抗战回忆录”为由婉拒。
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和口号六十七条,宣布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公开提出“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人民解放军重行颁布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整个九月至十月期间,广东发生特大水灾,东江、西江、北江、韩江的水位均接近历史最高,堤围决口1071处,共长1444公里,全省受灾87个县,受灾耕地1206万亩,受灾人口617万。
1946年,全国各地饿死人数达1000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占国统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46年,国军全年军费支出约为6万亿元,相当于年原定预算支出总额2.5万亿的2.4倍,占该年实际支出总额7万亿的86%。这样,国民政府在抗战以后所接收的大量日伪敌产、国民党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大约9亿美元的外汇和600万两黄金及美元共计23亿美元,很快在内战中耗尽。
1946年,国民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为法币19791亿元,据国民政府大大缩小的支出数字55672亿元,赤字仍有43000余亿元,超过支出总额的78%。1947年财政总收入为13万亿元,总支出为40万亿元,赤字27万亿元,占支出总额的67.5%。到1948年上半年,实际财政支出为400余亿元,而收入只有50余亿元,差额高达350亿元,可谓无财政可言了。(数目和单位有点乱,计算没错,原文如此。)
以上资料主要摘编自《中华民国史 大事记 第十二卷(1947-1949)》(韩信夫 姜立夫 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 P8408-P8411)、《中国二十世纪纪事本末》(第二卷 朱汉国 贾兴权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罗卓英将军纪闻》(杨维罗英鹏总策划 羊城晚报出版社2013)和《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7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页)等。
关于本案的推测
一、莫与硕“贪污”了么?
一点基本是否定的。“私藏枪支”是事实,是否借此牟利,还很难说。
《广东抗战纪实》(《广州文史第四十八辑》 P494)文称,莫与硕的第一罪状是贪污了“不下数百万港币”(笔者按:有说是600万港币),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既没审讯,也没抄家,这笔钱在哪儿呢?如果有这笔钱,他的妻子唐亦真完全可以带着子女,在香港过上相当富裕的日子。问题是他们后来的日子相当艰难。莫与硕在广州住过的两个地方,均为公房。他被执刑后,妻子靠自己的积蓄(,她的父亲是潮汕大户),在东皋大道买了另一处房子,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前将其卖掉,才在香港勉强有了个安身之处。她和子女在建国后陆续回到大陆:自己从事统战工作,曾在香港受到过枪击;后来又在广东省参事室工作,负责对台广播;子女则靠自身努力,顽强学习和生活,各自有了事业和家庭。
二、莫与硕为什么“私藏枪支”,确为“资共”么?
多方资料显示,“私藏枪支”证据确凿。关于其中细节,仍有不少疑点。
护沙总队为罗卓英直属,私藏这部分枪支,不排除是罗的意图和指使,此为一。二,莫与硕是否准备重建自己的武装,以便在国军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在当时并不罕见,但莫早已表态“立心要做田舍郎”。三,将“私藏枪支”卖给中共?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中共没有那么多钱。
莫与硕作为李济深的老部下,交往甚深。他的大女儿莫兰若记得:上中学时,李济深常叫她帮忙书写委任状,然后亲手盖章下发。不知莫与硕是否了解下面情况:1945年4月,中共粤中部队代表杨基专程访问国军名将李济深,杨向李介绍粤中部队的状况,希望与李建立联系,并商量双方电台联络方法。……后来,中共中央准备在南方成立华南民主联军,请李济深出任司令,以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为主干,……以便将来战局变化时,从日军手中收复广州等大城市。但由于战争形势迅速发生变化,这一计划未能实行。1946年5月,李济深与冯玉祥同船离重庆回南京,一路上以制止内战为谈话内容,并说以他们两人的关系和影响,去策动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都起来反对内战。1947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亦称三九声明,停止内战、废除独裁、重启协商、言论自由。蒋介石于5月再次将李开除党籍,并通缉。(《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史》 唐纯良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5 P171)
李济深“策动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都起来反对内战”的时间,与莫与硕案发时间吻合,仅仅是个巧合么?
事件发展的结局却是中途败露。即使莫与硕确有“资共”的想法和行动,对方毕竟没有获得这批枪械,哪位参与者愿意出面作证,澄清这样一个未遂的计划?
建国后成为国家副主席的李济深,恐怕很难顾及“莫与硕案”,即使有人追究,也未必可以获得清晰结论。
不过,唐亦真及其子女回到大陆后,虽然没有受到重用,但也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太大冲击,似乎说明了一点问题。
三、为什么很多当事人都将此案的矛头指向张发奎?
客观来讲,张发奎确是打仗的英雄,在北伐和抗日时期,立下过赫赫战功,曾在北伐期间腹部受伤,无法生育,没有子嗣。但他又极为冷酷和精明,敢于大开杀戒,长于利益算计。比如,曾多次将小偷小摸的士兵公开枪决,而将蒋介石下令枪决的官员通融释放;曾下令向尾随部队的大批难民开火,理由是辨别混杂其中的日本特务;比如内战末期,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挂名总统,他继任陆军总司令,一场仗没打,净得一“陆军总司令”名号,又将李宗仁拨付的法币军费,倒腾了几把港币,等到三个月新人接手时,又将小部分港币兑换成最初的法币数目交予对方,几如废纸的一堆法币,令对方大为惊异。上述例子,均选自《张发奎口述自传》。
抗战胜利后,各方利益冲突转而成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争抢”不仅是经济上的,更关乎政治和军事,其中的国共之争至为惨烈,创造了二十世纪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内战。
国民党内部的争夺,不亚于早期的军阀混战,只是变换了形式。以张发奎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不吃定“两广”这个“最后堡垒”,就丧失了任何出路。莫与硕起初依靠蒋介石及陈诚的中央政府,与罗卓英一起企图控制广东局势,既是职责之所在,又是生存之必须。他与张发奎究竟经历了怎样激烈的角力,现在只能管中窥豹了。
表面上看,此案找不到与张发奎的任何直接关系,但是所有后续媒体和当事人仍把矛头指向他,说明了什么?空穴来风是不可能的,任意指责也不足取——谁要是不能参透其中奥妙,谁就没有搞懂“有中国特色”权谋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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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0 14:50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有时是要靠分析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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