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故乡恋情

朱卫胜

作者：范大福

对我来说，一九五九年六月六日，国內的大禹工程师，是我在人生旅途十字路口上的一个转泪点，那时我刚从台湾陆军服役退伍下来才三个多月，在台北经济部水资会当个工程员，月薪有九百元台幣，除了按时给两个母亲每人三百元补助家用外，剩下的钱，便是买点穿用的衣服，更换快穿破的大学制服，当时很有意要去国外求出路，也想来美求学，但是总觉得自己经济能力很差，来美求学之梦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

退一步的计划是擬先在水资会做一个时期，然后转到山区施工处去，多省点钱后再想办法进行来美的申请手续，所以我在这人生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也算是有几分举棋不定。

我在成功大学念书的时候，便认识了几位中美合作在成大任教的几位美国教授，参加了他们太太的免费英文讲习班，每星期两个晚上，除了学习英语会话外，她们总是给我们甜点及水果，由此我们对美国也有了一点进一步的认识，大学毕业后，很幸运也通过了留学考试及高等考试，只是服役在金门，交通、通讯都不方便，要办理申请奖学金手续，则是十分困难，加上那时正値八二三炮战，在短短几天內，对岸向我们发射了十几万发炮弹，我对我那时梦想的留美梦也是因此被一轰而散。

在水资会我是参与达见水库的初期规划工程，主管是陈章鹏课长，他也是我成大念书时的一位讲师，他眼见底下一群年青工程师，工程员中，只有我一人，全心在桌上埋头工作，全无在作申请出国跡像，因此特別表明要加多器重，我们记得那是大禹工程师节的前一天，他特別来到我桌前，问我为什么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全无出国的打算，我只好坦白地跟他说明，我也是一样有意去国外找出路的，留学也考取了，只是因为经济条件不足，出国之行才作缓议，两年后也是会去进行的，陈课长听了以致觉得有点失望，但我对这次的谈话却引起了很多的联想，第二天正是工程师节，无事在家便对出国事再作一次的放宽，觉得经济条件虽然很差，但若是能走一步试走一步，也是可以去试一下，为此在「欲速则不达」迟则生变，以「变则通」的矛盾心理下，便决定去试办，很凑巧那时我有把土木技师执照，正好有丙级的营造商可兼任，拿了三千元的年费，因此也算有了点申请费用，而决定像其他同事一样，全力去办出国申请奖学金事宜，那时二哥大英参加石门水库，奉派赴美刚从美国实习回国，他不但非常鼓励及支持我出国事，而他还特別带回一本美国维琴尼亚大学的目录一本，我把这目录仔细的看了一遍，发现那大学土木研究所，有十名的工读奖助金，但只有八个研究生，未多加考虑决定提出申请，没想到在六月中把申请信件送出后，仍石沈大海，过了两个月，没有一点消息，眼看九月中便是要开学了，决定去信再查询一下，很快的在八月底，便接到通知，除了入学许可证明外，也给了我每年二千多元的奖学工读金，因此匆匆忙忙的便去使馆办理口试及体验，记得那时给我口试的一位年青参事问起我要来美国学什么，我说是要学公路及桥樑工程，他又问我对台湾公路交通状况意见为何，那时正値八七大颱风水灾过后，一切交通损失不大，但是我觉得台湾公路实在错，也以实言相对，他很快的便批准了我的签证，嘴角还带了点微笑，言外之意，我们尽早到美国来学习他们公路及桥樑工程。拿到了护照及签证后，便东凑西凑向亲友们了借七百多美元，一个人便来到了那时对我是完全陌生的美国，一个熟人都没有，除了飞机票，交了註册学费，住宿费，及书本杂费外，第一天上课，口袋里只剩下四十多元。那时的工读金是在试验室工作，每小时一元两角半，每星期工作二十小时，可以拿到二十五元，寒暑假可以做全工，多拿一些，那时虽然觉得经济压力很大，但是多年来在台湾过惯了艰苦的日子，对於面临的情况，不但没有惶恐之感反而感到心安理適。

自从一九五九年离开台湾，来到维琴尼亚大学求学，而最后又能在一九九五年退休，一转眼便是四十多年，离开在大埔原乡渡过八年寒暑的童年。则已是五十多年了。退休后闲时也会想起很多的往事，也想过童年在家乡那段漫长艰困的岁月，故乡，是否別来无恙，在遥远地球的另一端，內心也难免会常常为之悬念神往。

童年

我在十来个兄弟中排行第五，上有哥哥们的照护下有弟弟们的撑腰，可说是得天独厚，虽然原籍是属广东大埔，但是出生於福建沿海上的鼓浪屿小岛上，与厦门、金门三地可说是遥遥相对，一九三七年抗日战火初昇，那时我才四岁，便隨著母亲及两个小弟，大洪、大胜，一起回到大埔与祖母同住，就在那时又能与分散多年的大哥，大潮及二哥大英同在一起，那时祖下三代共聚一堂，房子是祖父得到由南洋经商的伯叔们资助建造的，是乡下传统式的建筑，有三堂两横，祖父命名为「澄怀堂」，房子是背山临水，地理风水师取名为「乌鸦落阳」，记得房子的后堂里，排了一付竹刻对联，是清末名士康有为题的：「兰亭多古意」左「幽花落自然」当时我觉得此联把后堂静幽雅景色描写得淋漓尽致。

我们居住的小村名滸梓村，祖上数代由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南迁到此定居也已有三百多年了，家人世代务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日忙於耕耘，也仅足温饱。清末民初家人开始外出谋生，省吃省用，寄款回家补助，村里无水电，平日粗茶淡饭，咸菜饭是主食，鱼肉水果也只有年节才能尝一次，年青人稀有的生活情趣便是在入山检柴或打猎，唱唱山歌，男女打情骂悄，確有一番不同的情趣。

我在仰文小学启蒙，除了三字经外也学唱歌，滚铁环，踢毽子，平日上学走路都是打赤脚，冬日过年才能穿草球鞋，夏天课余则常去河边钓鱼或游水，有时哥哥弟弟们也会用伯父从南洋带回来的水枪到河里玩耍，彼此喷射，也是夏日的消暑玩耍的一种乐趣。

八年抗战期间，虽然日军没来攻到我们家乡，但是潮汕封锁而失去了过去南洋的接济来源，加上不时水灾或旱灾，生活便更为艰困，后来祖母带领下的一大家口增加，我们与母亲一起又搬到小溪对面「新铺仔」小楼房里住，我们住的楼上房子很暗，只靠几块玻璃瓦透光照明，楼下是厨房及一小图书馆，里面有不少古书、县誌、族谱，及中外老报纸、中外字典，我们后来命此为「海门四九四图书馆」为记念祖父以及那时父亲在西北与美军特勤部队，新训练编成的四九四联队，他们是特別派赴日本后方去作战。

那时我有一条小狗，我们都喜欢叫它“田井”或“东条”，年幼的孩子们觉得能够呼喊这些日本军阀，也觉得很高兴。小学后来在先祖父创办的梓里公学就读，毕业后，便到离家较远的三河初中去寄读，学校离家有三个多钟头的路程，要上学下山几次加上渡船过河，我们只有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母亲总是要我们带去足够吃的米粮，在校每顿饭是由自己把米袋在一个草袋里送去煮熟吃用。食堂里有大標语：「一饭一粥当思来自不易」，使我们常想起家人辛劳的情形时，我们也是省吃俭用。

三河初中是在一小山坡上，是由前南安寺改建的，面对著滚滚不停的韩江水，傍晚时，可见归帆点点，加上远近传来的钟声，便觉得很有暮鼓晨钟的诗情画意。

那时二哥及堂哥大山早已离家去西北投靠叔叔及父亲那边，我则仍在小学，记得送行时，走了一程又一程，翻越了几个山岗才到轮渡河边等轮船，一直等了半天才见他们上船，然后看到他们的船慢慢的消逝在河的远处，此一离情，难以言宣。在我的心灵记忆中也是一直没有忘怀，没想到我们五十多年后，在南美原始森林的大河中一起泛舟漫游，便想起当年，游子离情更在江声外之感（见「范家兄弟异国团聚同游记」）

在三河中学念完初二，那时也在三河中学念完的四哥及堂哥大凡便要去茶阳埔中念高中，那时三哥也在那边念高中，他劝我转到埔中去，同时在学期结束时特来三河中学接我一起回家去，而且要坐轮船回去（俗称「火船」），上轮船是要由小艇驳送到河中不停的大船上，两船还没有靠拢，我一不小心，便失足掉在河里，正在水浪里浮沉中，正巧坐在船后头的一位船员亲眼见到我失足落在水里的景像，与我由第一水底浮起时，他便伸手一把抓住我的衣服从急浪中把我救起来，如此我这条生命便是在千钧一髮中捡了回来。

在埔中我们也是住校，过著半军事式的生活，那时我们有好几个哥哥及堂哥在一起，所以特別在校外私人家里搭伙食，每天晚上都得到教室里去自习，只有一盏小油灯下念书，常常都觉得挣不开眼睛来。

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的第二年，那时我在上初三，正准备去父亲那边大城市上学，一天没想到，有一部土匪突然入村，劫洗我们全家，並且绑走我的祖母、母亲及一堂哥，当我们放学的路上，由一位婶婆告知赶回家时，教我们另觅地方躲避，也是不知道他们的生死情况，两个年幼的六弟八弟受到的打击，可说是最大，他们一生中，从小便离开父亲而依靠祖母及母亲，一旦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小小心灵上所受到的打击，到如今仍是不能忘掉。

经过家人亲友的討论后，我们决定去投靠外公，那时也是等待父亲来把我们接去他身边，他最后总算请准了假，特转回南方来把我们几个兄弟一起带到北京的二娘家去的，离开原乡，对我们一群稚童来说也算是被提前扫地出门，而开始了我们浪跡天涯漫长的旅途的第一天。

流浪

由父亲带著我们兄弟辗转由汕头经广州转南京便来到了陌生的北京，在广州的几天也见了一些堂哥哥及叔叔们，有些是第一次相见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相见。

在北京能与父亲及庶母及弟弟妹妹们在一起，也总算能把不幸的遭遇，暂时摆在脑后，那时父亲忙於东北的战事，偶而亦会由前线回来看我们，大家相住的日子不多，但觉得是非常珍贵，我们会一起去理髮，买小吃，及参观一些当地的名胜与古蹟，有一次我们六七个兄弟与父亲挤在一个大铜狮像前合照三张照片，那是我们最后与父亲在一起照的一张相片，认为极珍贵，到今仍是小心地保存著，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到了一九四八年初，我去与四哥及五弟八弟便有辗转到青岛去的想法，去依靠一位在那边住的台湾朋友家，我们四个小兄弟一齐上一教会办的崇德中学，那时国语话仍很不好，而老师多是讲国语山东口音很重，大家交谈或学习便十分吃力，那时全校除了我们四个兄弟外，凑巧的当时也有四个范家大字辈的山东同学，大家加起来，一共有八个范家大字辈的同学在一起，一时传为盛事。

在青岛我们又能在抗战投入知识青年军的大哥在一起，那时他已转到海军，正在参加训练为去美国接受军舰，在崇德中学只上三半年，记得初三毕业的记念册上，有位美籍的牧师在纪念册以英文写了一些话，大意是说，他祈望上帝会给我们带来智慧去辨別是与非，有勇气去面对人生多种的困难，这几句简单的话，对我以后一生带来很多的启示与鼓励。

初中毕业后，那时东北战役，日益恶化，父亲表示他实在无法就近照顾我们，而母亲仍留为人质，我们一齐便又送到台湾去依靠当地一位朋友，那是二哥正巧也在台大念书，如此这总算有个亲人。

我们到台湾不久，那是一九四八年夏天，不久土匪因知道我家確实是很穷困，最后把我母亲及祖母才放还回原乡，不到几个月我父亲又成了战俘，生死不明，我们那时生活毫无著落，因为父亲生死不明，政府当时也不核给我们列为无依眷属，因此生活成为绝境，可说是渡日如年，最困难的时候，也靠二哥在校打工赚的几块钱给我糊口渡日，亲友朋友也多愿帮助，但老觉得能济急但不能济贫，兄弟们有病也无能求医，我那时最大的希望便是能念完高中，除了二哥及父亲世交，林叔恒夫妇外，那时给我有很大恩惠的是我的阿姨及姨丈，钟淼材，他们自己生活也很清苦，但是一直尽量的帮助我们，高二的时候我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瘤，一天比一天大，有一次他从新竹南来，看到我当时的情况，觉得很难过，他回去后便与当地新竹医院一位医生谈起，而决定要我去那边诊断，他不但付一切医疗及开刀费用，而还让我在他们家养病住了两个星期，此恩此德，使我一生难忘。

高中毕业，实是没钱去上大学，那时找工作也是不易，想去上陆军医院，但又没考上，最后考上了台北工专，那时口袋里没有几块钱，第一天去註册便被退了下来，因为学费不够，在非常失望之下，便决定回台南家去找个事做便是了，正在十分沮丧的时候，正巧大哥从基隆到台北来，看到我气色十分不好，使问我到底是什么困难之处，我只好告诉他我学费还差六十元，实在无法去念书了，那时他毫无迟疑地给了我八十元，总算能进了大学，在校写钢版，尽量省下一点钱，很不幸的是我多年营养不好，最先得了肺炎，以后又得了肺结核，求学的事因此暂时搁浅，回到台南家养病一年，幸很二哥亲翁帮助在台南疗养院治病，病好后復学。

一九四九年政府陆迁到台湾，那时两位母亲，及所有哥哥弟弟们也很幸运的来到台湾，大哥是从青岛来美维琴尼亚州受训接受美国军舰，当他回国时，政府也撤退来台，我们一群兄弟因此也都落足在台湾，祇有三哥一人没来，他虽然来过台湾两次，但那时他决定在国內念完大学再说，没想到的，他在大陆受难，一生壮志未酬，而病死於原乡大埔。

我们在台的兄弟妹虽然都在台湾，但是由於经济上的困难，我在台湾住的十二年中大家只有想家过一次，那是一九五九初夏，大家正好在北部工作，出差，服役或念书，因此大家很不容易地集合起来在庶母家相聚了两个多钟头，那是我们生平的第一次大聚会。

考上成大工学院，一来离家近，二来有两个哥哥都是念工程的，书本费用可望少一点。在成大生活还是很困难，幸同学及老师们都是非常帮助，有一次被同学推选为班上最清寒的学生，主要他们是希望我能增加一些机会申请奖学金，很失望的没有成功。老师要我当他的测量助教，加上寒暑期都能在外打工，四年很快过去了，大学四年级时也替当时美籍教授一位太太做她英文讲习会话班的经理，因此也增加了我对美国人民生活更深刻的认识，这对美国夫妇后来仍然保持联络，我来美国最初几年教授伉儷还来我学校来看我，带我出去吃饭，这份宝贵的友谊，常使深感有异乡遇故知之喜悦。

大学毕业后，幸运的也通过了留学考试及全国性的高等考试。

一九五七年八月廿三日正式去凤山参加预备军官训练，同一队的多是成大台中或台北工专土木系的，大家相处非常好，六月个步科后又一齐转到工兵学校作为期三个月的专科训练，毕业后，大家便又全部分派到驻防金门的各种单位，我是在四十一师战斗工兵营里当排长，除了修路，打井打山洞，埋地雷外，也做些新营房的设计工作，记得在八二三大砲战前两个星期，上级指派我们要向当时金防部的司令部官胡璉将军及副司令赵豪驥将军作个营房设计的简报，我报告完了后胡璉长官认为很满意，可是他表示，那时反攻事，可能是短期，也可能是长期的，为了官兵们能稍为舒適一点，他建议两处的营房最好每层的高度多加一尺，这句话至今是记忆犹新，八二三炮战更是一生难忘的烈火试炼的歷程。

美国

因为接到入学及奖学金批淮文件时间很紧凑，离开学只有几个星期，匆匆忙忙弄好了行旅便乘民航公司的留学包机来美，一切都还算顺利，一上学，日子便是十分忙，时间也过得很快，慢慢地也认识一些中美朋友，那时中国学生不多，有两个教授及十来位同学，认识后大家很快便打成一片，彼此互相照顾，第二年十二月初，有一天华盛顿邮报上登三个小新闻，其中说是人民共和国二批战犯的大赦，其中闻人有传杰及我们父亲，这消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喜悦，慢慢地透过香港及印尼亲友我也跟父亲联络上了，那时他在佳木斯管训所，天气很冷，每次来信都要我设法给他寄上旧衣服，那时我的室友是从香港来的侨生，因此我经常便托他们在香港转交一点钱给堂姐转给父亲，那时在学念书，手头上剩存的钱不多，但能偶而寄上三十或五十美元给他，內心觉得很舒畅，他每次来信还是带点政治色彩，说祖国现是多么进步，大家都丰衣足食，要我们早日回去参观，但每次信上也说，不管多旧的衣服，请多寄一些给他，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大陆文化革命开始，通信便更减少，那也是父亲最受难的时候。

我在维州念完硕士后，没有再继续念博士，在大学附近工程事务所找个工作，经济上算是鬆了口气，以后几个弟弟们都能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一个个先后都能来美念书定居，实是一生感到最安慰之事，父亲在一九六0年赦放后，分派在政协文吏处工作，同在一起的有宋希濂、杜聿明、李以劻等眾将军，在抚顺管训所时也与溥仪在一起，在政协时，主管是周恩来，周是前黄埔的教官，大家都认得，文革期间，周还能尽力照顾这一批人，算是没有受到很大的干扰，一九七二年美总统尼克森访问大陆后，返大陆访亲的华侨日益增加，一九七三年杨振寧教授夫妇回国访问他岳丈，杜津明时见到在一起工作的父亲，后者托他探查我们几个在美兄弟妹的地址，以便彼此可以直接联络，一年后我们便直接联络上了，一九七四年父亲得病住院，那时在支加哥工作的五弟大洪决定一人，单枪匹马的去北京看他，在病床里两人相见，也是我们自一九四八年分散后第一次与家人相见，激动之情不难想像，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突然接到政协同事宋希濂及李以劻的来电，知父亲己於那天消然病世，回想起来，我们，由於国家的动乱相聚的时间很少，兄弟们得知噩耗都感到很悲痛，尤其是八弟大胜，在我们十多个兄弟妹中，他是与父亲相住在一起是最短的一个，生离二十八年，辞世后又没能一见，他听到这消息后，也是觉得最为伤感的一个，父亲去世后，几位在政协工作的同事，把他火葬，把骨灰以我们兄弟的名义埋葬在北京郊区八宝山公墓里，后来我们兄弟妹们有机回大陆时，也能灵前凭弔，宋孝濂后来也获淮来美探亲，在一九八0年间，他来旧金山给了我一封信，那时我正公差外出一星期，回家收到信，给他打电话联络时，他已离开旧金山，以后也就没再联络上，对我来说，也是个憾事，我就是想著多获悉一些父亲生前的事跡。

在美一住便是一大半生，因为每天都是因工作忙得团团转，但未能忘怀的是我十个兄弟妹，十人一起加州洛山磯共聚了三天，最是我们一大群兄弟中人生第二次的大团聚，我们一生都是聚少离多，大家能共聚一堂算是平生一大快事。

我的工作后来又转到靠近华盛顿的一家国际工程公司工作，那时与认识多年的徐广燕小姐结了婚，我们是在维州大学念书时认识的，她父亲是个病理科教授，他们在抗战胜利后迁移来美国，她是学建筑的在华盛顿工作有二十多年，我们有两男孩，都已长大成人自立，孩子们幼小时则在家照顾他们。

我自己则在工程界工作了卅多年，直到一九九五才正式退休，参与的工程包括华府地铁工程及美国各大城市的地铁或公路桥樑工程，其中有纽约、洛山磯、旧金山、迈亚密、亚太兰、水牛城等，国外工程做过的有英侨地铁，非洲铁路工程，南美公路工程，土耳其隧道工程，吉士坡地铁工程等等回顾一生，能够做些有助社会经济建设的工程，实是完成了一生的一个大宿愿。

余生

我们在台的兄弟妹虽然都在台湾，但是由於经济上的困难，我在台湾住的十二年中大家只有想家过一次，那是一九五九初夏，大家正好在北部工作，出差，服役或念书，因此大家很不容易地集合起来在庶母家相聚了两个多钟头，那是我们生平的第一次大聚会。

考上成大工学院，一来离家近，二来有两个哥哥都是念工程的，书本费用可望少一点。在成大生活还是很困难，幸同学及老师们都是非常帮助，有一次被同学推选为班上最清寒的学生，主要他们是希望我能增加一些机会申请奖学金，很失望的没有成功。老师要我当他的测量助教，加上寒暑期都能在外打工，四年很快过去了，大学四年级时也替当时美籍教授一位太太做她英文讲习会话班的经理，因此也增加了我对美国人民生活更深刻的认识，这对美国夫妇后来仍然保持联络，我来美国最初几年教授伉儷还来我学校来看我，带我出去吃饭，这份宝贵的友谊，常使深感有异乡遇故知之喜悦。

大学毕业后，幸运的也通过了留学考试及全国性的高等考试。

一九五七年八月廿三日正式去凤山参加预备军官训练，同一队的多是成大台中或台北工专土木系的，大家相处非常好，六月个步科后又一齐转到工兵学校作为期三个月的专科训练，毕业后，大家便又全部分派到驻防金门的各种单位，我是在四十一师战斗工兵营里当排长，除了修路，打井打山洞，埋地雷外，也做些新营房的设计工作，记得在八二三大砲战前两个星期，上级指派我们要向当时金防部的司令部官胡璉将军及副司令赵豪驥将军作个营房设计的简报，我报告完了后胡璉长官认为很满意，可是他表示，那时反攻事，可能是短期，也可能是长期的，为了官兵们能稍为舒適一点，他建议两处的营房最好每层的高度多加一尺，这句话至今是记忆犹新，八二三炮战更是一生难忘的烈火试炼的歷程。

一九九五年退休后，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定居，最初也是有朋友较为陌生之感，但不久便认识了不少旧雨新知，与大家打成一片，住区中国人极少，但与大家相识以后，生活也感到十分愉快，內人广燕退休后专攻水彩及摄影，生活十分写意，我除了做些义工及参加慈善工作外，也偶而外出帮朋友做些工程顾问事宜，除了美国本土工作外，也去过日本及南美等地游览，东亚南北各处名胜，尽收於眼底，有一次在阿根庭游览，在归程前一晚，去旅馆附近逛街在一小店买件毛衣，没想到店里的小老板说他父亲就有个好友住在美国，当他把告知地址，我们几乎不能相信，这朋友原来已是我们在维州住时的一个老邻居，眞是天涯若比邻之感…

现在退休已快近七年了，在美国已住了四十多年了，离开大埔原乡则已是五十五年多了。回想起往事，仍是歷歷如新。年青时，受了较多的儒家孔孟思想的影响，重视个人、家庭、民族及国家的观念；但是在过去五十年中，眼看从原子时代，转进到太空时代，而现在又转进到数位太空时代（Cyber Space），感觉到人与人的距离更形缩小，关係更加密切了。从前，崇尙礼义的传统，其目的是要为人民服务；及至到了现在，是以为人类服务为目的了。

半年多前，我曾经投稿给一家纽约市的「新书出版社」，写了一编有关自己童年的回忆。该书书名是《当我们年青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儿童》（"When We Wear Young! WWII Chidern"）。该书的文章稿件，都是由一群分散在美国各地居民所提供。主编者之一是Elizabeth Dole夫人，她是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Bob Dole的夫人。她曾经当过交通部长及红十字会会长。现在正出马竞选美国国会议员。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代表。我投的稿中便写下了下面的一句话来反映我投稿人的人生观：「生活的眞諦並不是要征服他人，或是求取功名利禄，而是能在权端困难的逆境中，克服自己，面对困难，置之死地而后生，继续在生活中求成长」。这也可以说是对我自己，以及经过类似遭遇的一群兄弟姐妹们，甚至於也是先父一生的写照和反映。

1960年作者赴美范家兄弟子侄到松山机场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