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92岁退伍大陆老兵街头卖煎饼

朱卫胜

寒流餘威尚在，低温只有14度，採访小组按著网上资讯来到台北延平南路159号的全家超商，见到清瘦的「大饼爷爷」和他一整车手作的东北点心，葱大饼、槓子头和馒头静静躺在那儿，品项齐全几乎一个不缺，热腾腾的雾气在透明塑料袋内打滚。

几天前，大学生社群平台Dcard上有篇文章提及「大饼爷爷在街头卖馒头」，盼热心网友捧场，让爷爷早些回家休息。不过，有位男大生不以為然，留言质疑「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年轻不长进，才沦落成这个地步」，瞬间引发论战。

「那他為何落到今日的下场？你以后会这样吗？你不会吧？為何他会？」男大生无礼的文字很快遭管理员删除，但无数的问号留在许多人心中。


台北街头卖馒头
将错就错的人生

大饼爷爷今年93岁，是河南省开封市杞县人，操著一口浓厚的河南腔，本名為汪相，但身分证上却写著「王相」。原来，国府1949年迁台时填写错误，当时登记人员没能听清楚，他索性将错就错，餘生都成了另一位陌生的「王相」，如同被颠倒错置的人生，爽朗的笑容下流露出一丝丝哀愁。

汪爷爷每天凌晨2点起床生炉、揉麵团，直到6点后才会缓缓推著摊车，一路步履蹣跚地穿越车流，来到延平南路、广州街口，开始他一整天的工作。摊位上，琳琅满目的槓子头、葱大饼、莒光饼和大馒头都是他的得意之作，有源自东北的坚持，每样价格却不用20元。

见到我们拜访，汪爷爷笑得瞇起眼，一边热情介绍「亲手做的才好吃，我这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老麵！」儘管如此，街上熙熙攘攘，很少人為他停留，大部分时候汪相都孤伶伶地站在巷口，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即使寒风刺骨，他也只是拉了拉红色毛帽，把手插进灰色的大夹克裡。

一位常客大姐说，伯伯喜欢与人為善，每次卖馒头都是「半买半送」，有时少收10块、20块钱，常常往客人的手提袋多塞几样糕点，说是「交朋友」，但偶尔不走运，遇到贪小便宜的客人，这次嚐了甜头，下次上门却斤斤计较，硬是要求多送点东西。

大姐愈说愈气，因為汪爷爷性子软，凡事都喜欢和和气气，经不起这种咄咄逼人，每次从了，出来摆摊反倒赔本。这天，我也买了两包馒头回家，每颗都大得能抵上一餐，生怕客人吃不饱似的。
17岁被抓去当兵
那支步枪比头高

汪相在家中排行老三，有一个大哥、姊姊，还有一个弟弟，住乡下过著割草、赶牛的生活。17岁那一年，大哥、弟弟去了城裡，汪相晚上在家睡觉，国军部队闯进来抓人。和那年代无数年轻人一样，他糊里糊涂成了战场上的一份子，第一天发下来的那支步枪比他个头还要高。

好在隔年日本投降，他不必经歷抗日战场的烟硝，但他不知道，另一场足以改变他一生的战事正悄悄逼近。

1948年冬，徐蚌会战爆发。国共双方投入近200万兵力，围绕徐州一带展开决战。「大厦将倾，一木难支」，风雪纷飞，国军溃退，无数官兵走投无路，最大的包围网有数十万人受困，不是战死就是饿死了。短短66天，国府损兵折将，精锐尽失，长江以北是守不住了。
当时汪相人在第55军，属於刘汝明的第八兵团，负责战场南线的防御，虽未陷入包围，但先后执行了进攻宿县、救援黄维第十二兵团等任务，均以失败告终。

「机枪、大抱朝你打，交通壕裡躺了满满的人，有的腿断了、手断了，有的还活著却不能跑了……。」汪相回忆，友军接连被围，一个接一个联繫不上，那是第一次深切体会绝望和无力，只能全凭求生本能，「那时候害怕也没办法，撤退时只能闭著眼睛赶快跑。」


兵败歷劫45天
逃往一座未知之岛

共军很快渡江南下。主帅刘汝明自行率第55军、68军从安徽撤至福建、漳州图存实力，但共军一路追击，厦门战役爆发。汪相跟战友边打边跑，溃逃长达45天，晚上弟兄只能2人背靠著背，在路边闔眼休息，如果不幸碰上下雨，那就彻夜难眠了。

「徐州打完以后就东跑西跑了，那边（共军）兵力比较强，打到长江以南，我们就守不住了，只能撤退，从南京到青阳，青阳再到福建，福建到漳州，漳州到厦门。」

70多年前的往事想来彷若昨日，说到一半，汪相伸手拿下鸭舌帽，指著苍苍白髮下一块明显的伤疤，「那时候我的头受伤，被抱弹的碎片打到，只能用绑腿、衣服内的棉花包住头，把伤口缠起来，后来逃到船上，也没有治疗，谁也没空理你。」

兵败如山倒，部队在浙江沿著山路逃命，翻过险峻的马金岭，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总算看见一辆大运输船停泊，军民争先恐后，纷纷抢著上船，不少人都被踩进水裡，莫名成了海中亡魂。

偏偏就在不远处，解放军的枪声响了起来，一路是愈靠愈近，很多人还没能挤上船，就这麼留了下来。当船隻逐渐离岸，步步脱离险境，这时汪相才总算回过神来，却已来不及回头向故土道别，也不敢去想岸边那些人后来怎麼了。

运输船横渡黑水沟，在大浪中总是摇晃。每个人疲惫地蜷缩在一起，满脸倦容，但连上一个机枪手没抓稳，机枪一晃盪，险些把同袍都给扫下海裡，好在汪相躲得快，加上战友拉了一把，才没命丧大海。

汪相知道，这艘船开往一个名叫「台湾」的岛屿，但不知道台湾在哪，更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我好奇问「去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不怕吗？」他靦腆地笑，「怕也没用。」


第二次入伍造路
為家人做一次逃兵

1949年，第八兵团在厦门遭到毁灭性打击，刘汝明率残部约四、五千人仓皇逃至台湾。不过，军队的船刚停靠高雄港，立刻收到东南行政长官陈诚的命令，要求解除武装。西北军将领刘汝明不肯配合，被下令限期「徒手登陆」，否则将船击沉。

刘汝明别无他法，这些兵员被收编、发配各军，至此西北军最后一支部队瓦解，55军番号也从国军消失。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撤退，反而让国民革命军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稳住台海局势，政府开始「汰弱留强」，非嫡系出身的军人首当其衝，大多遭裁编勒退，在没一技之长的状况下，被政府组织起来去建设、开路。

汪相命运相似，来台后同样被编散，改编入青年军第80军，又很快在1956年退伍，被政府安排去筑路，这支1万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目标是打造第一条横贯台湾东西的公路。

当时中横开发不易，受限於工程技术和设备，往往先靠炸药开山壁，再换人力以凿子、十字镐和圆锹一路敲敲打打。汪相说，大伙白天在山上筑路，晚上在路边搭帐篷睡，举目所及尽是悬崖峭壁，每一分秒都与死神相伴。
这些退伍军人经受日军侵略的炮火，见识过解放军满山满谷的人海围堵，一次次从无情的枪口下活了下来，却一个个死在落石和炸药下，再也没能回家。

这样的生活持续1年多，汪相见身边弟兄伤亡无数、多人殉职，夜裡明月高悬，梦中乡下青草地气味鲜明，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愈发浓烈。為了再见到朝思暮想的至亲，他决定做一次逃兵。

1956年，有1万多人被动员开路，期间225人魂断中横公路、702人受伤，平均每公里至少1人牺牲，只為成就这条全长189.8公里的公路系统。1960年通车后，这些名字静静躺在长春祠的石刻上，渐渐淡出社会大眾的集体记忆。战争带走兄弟俩
他一人活著回家

「回去见家人」只是一个卑微的愿望，有些人却用了一辈子，等到驀然回首，早已错失融入台湾社会最好的时机。如同汪相，他不会讲台语，身上也没什麼钱，连生存都成问题，靠著四处打零工，哪裡招工就去做，日子过一天是一天，一心想著回家乡，更不可能结婚了。

1989年，两岸刚开放探亲不久，汪相如愿以偿，时隔40年再次踏上故土，家乡景物变了很多，欣慰的是双亲、姊姊及弟弟依旧健在，唯独大哥已经不在人世。他听家人讲才知道，大哥后来加入解放军，在1950年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身份投入韩战，没能活著回来。

「好不容易回家乡了，怎麼没想过住下来？」爷爷摇了摇头，情绪没有太多的起伏。原来汪相曾加入国军，有些亲友态度很是看不起，加上身份上仍敏感，可能会给原乡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善良的他选择默默离开，回到那个没有家人、独自容身的岛屿——台湾。

汪爷爷说，两边习惯不太一样，他曾经心心念念，甚至是活下去的动力，但不知不觉中已习惯在台湾的生活，没打算「回去」了，「以前会很想很想家人，现在能打电话了，就好一点...」
开啟卖饼人生
与邻里结缘

附近一间川菜小馆的老板说，汪爷爷80岁开始卖馒头，邻里见他孤身一人，帮忙做了这辆摊车，「那时候看著他每天捡纸袋（装馒头）也不是办法，伯伯真是个大好人，后来有警察来开罚单，我还拿著罚单去派出所，亲自掏腰包帮他缴，也建议警方先劝导，不要对一个老人家直接开单。」

汪爷爷说，年纪大了渐渐找不到工作，便从朋友那裡学习製作东北点心的手艺，天天早起揉馒头，摆摊贴补家用，节俭过日子，「在中华路租国宅，一个月5000多块」。
「伯伯那你这样赚的够用吗？」一位邻里路过回答，「伯伯一个月应该是领1万3500，从国军裡面退下来是最低的。」另一位常客则补充，「我常常来啊，他90几岁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租房子，真的，我们政府都没有照顾到这些人。」

汪爷爷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没有说得太多。我明白，他不习惯也不喜欢怨天尤人。不过，或许是爷爷卖了十几年，附近邻里看在眼裡，也一直默默用行动照顾著他，尽可能早些买走摊车上的「最后一颗馒头」。

这天收摊时，我问爷爷有没有什麼愿望？他缓缓地说，住在台湾超过70年，心底早把这裡当成家，这些年卖馒头交了许多朋友，说说笑笑一天很快就过去，现在只求社会安定，大家都开开心心有饭吃，彼此和睦共处，这就是台湾之福。

汪相一辈子所追求和珍惜的，不过是如此平凡的人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