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璋与早期中日琉球交涉　　　戴东阳

何文著 · 发表于 2012-9-18 23:20

逛了这许久，何不进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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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如璋与早期中日琉球交涉

　　　　　　　　　　　　　　　　　　　　　　戴东阳
【论文分类】中国近代史
【学刊期数】2009年12期
【论文期刊来源】《清史研究》(京)2009年3期第63～76页
【作者简介】戴东阳(1968-)，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光绪元年(1875)日本挑起阻贡事件后，清政府的对琉政策由被动而主动，一个重大的促动力是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积极建议。本文深入考察了何如璋的琉球建议，及其促使清政府对琉政策发生转变的前因后果。进而深入考查了何如璋在东京与日本政府的具体交涉，认为所谓的“暴言事件”（即照会事件）的出台，与寺岛宗则、森有礼为代表的日本方面的操作有一定的关系。宍户玑回国后，何如璋对琉球问题的关注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继续为重议球案作了不少努力。本文对现存何如璋琉球论著的写作时间，也作了相应的考证。
【关键词】何如璋/琉球/照会事件/寺岛宗则/格兰忒
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是早期中日琉球案交涉的重要代表人物。目前有关何如璋的个案研究均会介绍这一层面①，早期球案交涉史的研究也大都会涉及②，有学者还专门撰写了相关专题论文③。尽管如此，目前的研究还有深入考察的余地。如一些明显的歧意点尚可辨析；某些涉及何如璋在球案中独特地位的环节，包括东京交涉中照会事件的本相，自格兰忒调停，中经总署与宍户玑会商，及宍户回国以后何如璋为存球祀所作种种努力，均可进一步阐述；现存《茶阳三家文钞》有关何如璋论琉球问题的资料颇为丰富，写作时间尚需考实，具体论述也可进一步利用、阐析。
本文试在较系统地梳理何如璋与早期琉球交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示何如璋在早期琉球交涉中的作为及作用，以期对于更深入地理解早期中日琉球交涉有所裨益。
一、“琉球三策”与照会事件的由来
光绪元年（明治八年，1875）五月，日本大正官正式通告琉球，嗣后禁止向中国朝贡、受清朝册封，须奉行明治年号，实行日本年中仪礼、刑法等。琉球官员恳请公开其两属的国体，遭到日本严词拒绝。此后，琉球政府多次激烈辩论，陈请日本收回成命，均遭日本拒绝。光绪二年（明治九年、1876）七月，日本政府命内务少书记官木梨精一郎率同属官二名驻扎琉球。④
十月二十五日琉球通事林世功同陪臣紫巾官向德宏、都通事蔡大鼎等奉尚泰王之命，乘坐一条小船，密航中国求救。因风色不顺，次年二月二十九日始抵福建，将国王密咨投递福建布政司，禀请吁恳给与咨凭，赴礼部沥情。⑤
四月初四日，福建布政司将上述情形转报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臣何璟、福建巡抚臣丁日昌。五月十四日，何璟等上报清政府。当时，正值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即将赴任。何璟等一面请示处理琉球来使事宜，另一面建议将阻贡事件委命何如璋，乘其前往日本之便，与日本“恺切理论”。同时又建议邀请西方各国驻日公使，按照万国公法，评判曲直。⑥
琉球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由来已久，日本为何阻贡，清政府一时难以断定缘由。为此，命何璟等先将琉球使臣全部遣送回国，加强台湾海防。同时命总署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令抵日后相机妥筹办理。⑦
清政府此时的对琉政策实际上不能说是积极的。日本对琉球施行阻贡历时年余，有迹象表明，在向德宏渡闽之前，清政府对此已有所闻，李鸿章还因此主张加强台湾海防⑧，但并没有采取积极举措。其原因，固然由于清政府迫于外患不断，无暇也无力顾及。但也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清政府以为，琉球孤悬海外，救患不便⑨，没有充分意识到琉球所具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外，由于对日本的内情隔膜，还担心涉足琉球案会挑起边衅。为此，即使令何如璋前往交涉，也明确指示要用迂回之术，不敢直接质问：“何如璋等如据其密咨，与日本辨论，恐日本责问琉球，适启衅隙。不若由闽省以琉球贡使久延未至，风闻日本有阻扰情事为由，迳咨出使大臣就近查询，则日本无从寻衅琉球，而发端自外，亦复较易措词。”⑩清政府的对琉政策由被动而为主动，何如璋的积极建议起了关键作用。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何如璋登上“海安”号兵船离上海赴任。同行的有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杨儒、杨守敬等。十一月二十日与副使张斯桂进东京，二十四日进见日本天皇呈递国书。
何如璋到任后，首要之事是探明日本阻贡的原因。一到神户，就有球官前来谒见，何如璋令球官将阻贡后所有与日本往返文书全部抄录一分以供备览。抵达东京，驻日球使毛凤来等又多次求见，面陈危迫情形，呈上各种禀文。何如璋反复细阅球官所抄呈与日本来往文书，终于明了日本阻贡的原由。可以说，阻贡只是托辞，并吞才是目的。(11)为此，他写了《与总署总办论球事书》(12)，提出了著名的琉球三策。
何如璋的琉球三策，包括可行三策、“无策”即“失策”几个层面。可行三策分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一面辩论，一面派兵船责问琉球，征其贡使，暗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先据理与争，止之不听，再约球人对抗日本。下策则是完全采用外交谈判的方式。所谓无策，就是“坐视不救，听日灭之”，何如璋明确反对这一政策。指出，如果数以万计的琉球人被日本训练成士兵，驱使为寇，则不出数年，福建沿海先受其祸，这“非特无策，又将失计”，所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非所宜也。”
可行三策中，何如璋倾向上、中两策。至于下策，他认为仅凭口舌之争，要想恢复原有两属关系，恐怕不易，不过是“筹一结局”而已。对此他又提出三种具体方案：一是退一步，维护琉球与中国次一层面的关系，“或贡不封”，或“封而不贡”，以维系中国与琉球的名分。二是，若封贡关系也难以维持，则以“存球祀”为目标。建议邀请各国公使约定，让琉球世世代代为日本外藩，日本不得废藩改郡，使球祀不绝。三是，若球祀也不能存，就采用西方各国的易地或偿金原则，将两属的琉球全归日本，像日俄互易桦太一样，交换领土，或者赔偿金钱。但索要领土和偿金并非本意，目的是让日本理屈，然后放弃赔偿，为将来的交涉留一口实。他称这些均为“无可奈何之办法”，但总较当时的“隐忍不言，失体败事”为好。
何如璋主张争琉球，主要是基于他对日本国情的观察和分析。何如璋到日本后，发现废藩后众多失职者日益贫困，藩阀对立，怨望日深，祸乱迭起。国用匮乏，通货膨胀，陆海军装备训练均不足。他感觉“中土虽弱，犹胜日本”。加上日本当时执政的并非主战派，因此，他断定日本还不敢“妄开边衅”(13)。
当时，清政府内部对于阻贡事件存在种种疑虑。有人怀疑日本派兵是球人求救于日本，其中有诈；有人怀疑日本挑起球事，又暗中放纵球人来中国求救，是观察中国的态度，“以此挑衅”。对明朝以来倭寇骚乱的历史，以及几年前的台湾事件，也心有余悸。对此，何如璋一一释疑。他指出，球人抄给日本的咨文，与原件多有“隐约”或隐瞒之处。驻东京球使自由来往于中国使馆，日本未尝禁止，可见其所吐情实，并非受逼而来。至于当初倭寇骚乱中国沿海而无力处置，是因当时中国尚无兵舰，但现在情形已经不同。台湾事件则是西乡隆盛等主战派所为，但主战派已经失势，执政的是非战派。何如璋推定，日本在对琉问题上顾虑徘徊，是因为顾忌中国。他强调，此时“隐忍容之，养虎坐大”，进而将危及朝鲜、台澎，后患无穷。总之，他认为琉球问题不能不争，遂向总署请示。(14)
何如璋的分析与判断说动了总署。不过，总署鉴于其与何璟等人意见相左，决定先与李鸿章函商。
当时，李鸿章已收到何如璋来信，并在总署来函商议之前回信。回信中，他认同何如璋对日本国情的分析与判断，认为争论球案不至开边衅，且于理于情均相宜。但由于还不了解总署的立场，因此主张“仍候总署核示办理”。信中，他还向何如璋传授诸项机宜，一旦展开交涉，一是“援引修好条规第一第二两款，与相驳难”，二是商请总署转咨礼部，将琉球数百年朝贡成案钞备崖略，“可以应答不穷”(15)。接总署商议函后，李鸿章开始明确支持何如璋，主张争球案了。只是对于何如璋的琉球三策，认为上策和中策“小题大做”，主张采用其下策。何如璋的下策具体包括三种方案，李鸿章不赞成最后一种易地偿金方案，认为中国无此体制，支持前两种。其一，无论琉球是否还能恢复与中国旧日的封贡关系，只力争以制止日本的侵凌，以杜绝其进一步威胁朝鲜。其二，如果“言之不听”，则由何如璋依据国际法邀请各国公使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如此可望阻止日本吞灭球琉。李鸿章并非毫无顾虑，他也担心节外生枝。为此，他建议何如璋交涉时，声称是依据琉球使臣的告述，既不要挑明球使到福建求援之事，也不要称出自总署之意，以便“能发能收”(16)。
总署的意见与李鸿章相同。于是决定由何如璋依据琉球陪臣面述情况；先出面交涉，使日本不致迁怒寻仇，别生枝节。六月初五日，获军机处同意。(17)
二、东京交涉及照会事件的由来
何如璋奉命与日本交涉球案，大致从光绪四年七月至十一月所谓照会事件，前后约半年。具体分两个步骤：先是婉转地告诉日本中国力争琉球的缘故，留下转变的机会。万一不行，再公开、正式地据理诘问。
当时正值暑期，日本外务省官员仿西例，大都请假避暑，一时未能与议。期间，何如璋了解到咸丰年间，琉球曾与美、德、荷三国签订条约，均用中国年号。日本最信任美国公使，为此，他首先前往会见美国驻日公使平安，希望其相助。平安慨然应诺，答应转告本国政府。于是，何如璋让琉球官员前往拜见平安，平安收下了禀文，但不久回国。何如璋同时授意琉球官员，也向法、荷两国驻日公使递送禀函。但成效不著。(18)
光绪四年八、九月间，暑期结束后，何如璋开始造访外务卿寺岛宗则，实行其第一步骤。八月初七日，首度造访，何如璋婉转地表达了商议球事的意愿。指出琉球为中国属国，希望日本遵从琉球的愿望，恢复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寺岛称，以往日本默视琉球外交，但现因担心被他国吞并，故而禁其私交。并称琉球是日本属地。(19)会谈中，何如璋提出是否可以用书面形式提出照会，寺岛宗则答应。寺岛又问，何如璋前来会商，是出自清政府之意，抑或其本人意愿。何如璋答称，所提证据是琉球人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而前来商议则出自他本人意愿。这本是总署的指示，但这无疑使交涉限于被动地位。尽管何如璋同时指出，这一愿望并非始自今日，早在森有礼逗留天津期间，李鸿章已与其谈起此事，这一点，也来自李鸿章授意。会谈最后，何如璋建议尽可能通过会谈方式商议。寺岛同意。双方约定近日再次会商。(20)
此后，何如璋与寺岛至少还有一次会谈。会谈中仍强调中琉间传统的宗藩关系，转达琉球恢复旧制的愿望，抗议日本对琉球的逼迫。结果，日方“延不答复”(21)。
与寺岛第一次会晤，何如璋即曾提出是否可以书面形式提出照会，寺岛答应。何如璋希望尽可能用会谈的方式商议，但由于日本“延不答复”，终使他不得不采用第二个步骤，公开、正式地据理诘问。
九月十二日，何如璋与副使张斯桂共同署名，向日本外务省寄呈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照会强调，琉球从古至今自为一独立之国，中琉间数百年的宗藩关系载于史册。日本阻贡既违背《中日修好条规》，也有背国际法精神。希望日本让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贡。(22)
正如所说，这份照会所阐发的意思，在前两次晤谈中均已“谆谆相告”，之所以又以照会形式重申，是因担心“言语不通，未达鄙怀”。的确，这份照会的基本内容并没有超出此前会谈的要旨。照会中，抗议日本阻贡的主要依据，一是礼部和琉球文献中所载琉球朝贡陈案，二是援引《中日修好条规》的相关条款，这也正是所述李鸿章所授机宜。与两次会谈的区别在于，照会措辞强硬，所谓“正论相诘”。由此，引发了所谓的“照会事件”。
十月二十七日，寺岛复函，称琉球数百年来为日本所属，现归其内务省管辖，这一旨意在前两次会谈中已详细陈述。接着，对何如璋照会中“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废弃条约，压制小邦”等用语，予以强烈谴责，称为“假想暴言”，违背重邻交、修友谊之道。称如果这是出自中国政府之令，表明中国政府已不愿维持两国和好关系。最后，要求何如璋将其旨意转达清政府。(23)
十一月初六日，何如璋回信解释。他重申这份照会并非徒发之言，前两次面商已再三相劝，只因担心语言不通，未达心意，所以提出书面照会。而照会中“委曲以相告”，其意正在于“厚待邻交”，寺岛的反应使他感到意外。他表示无论中国政府亦或其本人，均希望中日两国以《中日修好条规》为基础，“维持大局，永固和好”。而按照《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关于所属邦土以礼相待的规定，日本这种“发令琉球，却不以一言相告”的做法，不符合重邻交、修友好之道。最后，他希望两国交往务须“一秉大公，推诚相与”，彼此不必以“虚词往复”，试图将寺岛的注意力从字面功夫中引开。并提议既然寺岛认为“有理由”，请本着“准情酌理”的原则，再次“熟商”。(24)美国前总统格兰忒后来在调停中，也曾首先向日本指出，凡是有约各国，遇到像琉球问题此等“重大事体”，必须按照《万国公法》公道商议。不然，“必致失和”（参下文详论）。可见，何如璋提出商议的要求，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精神的。
然而，何如璋的建议却被寺岛一口拒绝。十一月初七日，何如璋提出照会次日，寺岛回信，寥寥数语，措词生硬，称关于琉球藩之事，他已给予答复，无需多言。(25)这实际上关闭了与何如璋商谈的大门。
早在何如璋首次前往会晤时，寺岛宗则就问何如璋，交涉琉球事件，出自清政府旨意抑或其个人意愿。何如璋因总署授意在前，回答是其本人意愿。这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交涉伊始，即被冠以照会事件制造者的一大原因。
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总署汇报出使大臣何如璋办理琉球案过程，谈到上述照会事件时说：十月间何如璋等遂照会其外务卿，有“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等语。前驻中国日本使臣森有礼已告假回国，谓此数语未能谦逊，须另删改，否则将照会寄还臣衙门。何如璋等告以如贡事照旧，即将照会撤回，亦无不可。而日人惟含糊照复而已。(26)
总署称何如璋在日方提出“删改”照会时，声称“如贡事照旧，即将照会撤回，亦无不可”，态度依然强硬。但据现今留存的日方档案资料看，情形似不同。如上所述，何如璋再三强调重邻交、修友好之意，希望重开商谈。倒是日方的照复态度强硬。不过，总署的报告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即何如璋提出照会后，正好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告假回国，称何照会中“此数语未能谦逊，须另删改，否则将照会寄还臣衙门”。也就是说，森有礼参与了对何如璋照会的评价和处理。
当时使馆与外务省之间的信函一般一、二天可到，双方一般也在数日间回复。然而，何如璋九月十二日发出的照会，寺岛直到十月二十七日才回复，相隔一个半月，且突然指责照会为“暴言”。而对于何如璋的辩解信，他则于次日立即回复，时间相差悬殊。这漫长的一个月，无疑是“暴言”事件酝酿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森有礼作为驻华大使来华，本是带着探询琉球事件的使命，他曾为日本并吞琉球积极献计献策。光绪四年（明治九年，1878）四月初九日，他上奏复命，内称，他就琉球事件照会总理衙门，清政府答复，若持有日本凭照即可认为是日本人。为此，他建议，为了让琉球为清国属国这一事实流于无稽之谈，请速改琉球之名，并下令前来清国的琉球岛民配带日本出海凭照。如此，清国可无伤体面，琉球仍不失通商之利，而日本既可遂愿，又可永保与清国的交往。(27)
目前，关于照会事件的评价，所据主要来自二个方面：一方来自日本，称其为“暴言”事件；另一方来自清政府，尤其李鸿章《密论何子峩》的评价，称：“子虽甚英敏，于交涉事件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其第一次照会外务省之文，措词本有过当，转致激生变端。语云：出好兴戎，可为殷鉴。”(28)这段话后被广泛引用。有学者还藉此评论道：“何如璋的后台是软的，发出一个措词强硬的照会，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持，而难下台，后来终于被撤职回国。”(29)这里有与事实不尽相符之处。李鸿章的“密论”并非在照会事件刚刚发生之时，而是在格兰忒调停接近尾声时，其间存在相当误解，李鸿章本人也很快放弃这一评价。从现有资料看来，清政府及李鸿章对日本提出的照会事件，总体一直有清醒的认识，并曾明确揭示是日方借端生事，别有用心（详参下文所论）。何如璋也并没有因此被撤职。在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他一直从不同层面参与球案交涉，且颇为清政府所倚重。总之，照会事件至此还远远没有作结。
三、提请美国调停
所谓照会事件后，日本开始着手并吞琉球。光绪五年二月十九日，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以琉球王尚泰违命不恭为由，宣布废藩置县，以松田道之为琉球处分官，以木梨精一郎为冲绳县令心得，令尚泰等来东京。同时，内务卿伊藤博文命警视局派出警察百五十名随同松田赴琉。
何如璋得知情形，紧急向总署汇报。告知日本已派内务大丞松田往球，“欲废球为郡县”，建议“宜假兵威以示必争”。同时又前往与日本政府交涉，希望其收回成命。他先会晤内务卿伊藤博文，称球案尚在商议之中，现日本派员往球，“恐生枝节”。伊藤竭力声称“必无他事”。何如璋又去见外务卿寺岛宗则，希望其阻止松田前往琉球。寺岛却称既经派出，非他所能阻止。又称两国议妥，即可撤回，仍等派员来商。(30)
日本实行废琉置县的同时，又派元老院议官夫宍户玑出任驻华公使，负责球案交涉。为此，何如璋向总署提出多种建议：其一，一面明令沿海各省严防边备，一面撤回使臣，认为如此日本使臣必随同前来乞议而事可成。其二，如果事不至此，既然日本已遣使前来，借此可洞烛其情，秘密制定对策。其三，如果日本未派使臣，则仍由他在日商议，但必须另立专条。据他得到的消息，此案结局，必在中国，日本不愿在日商议。(31)然而，三月十三日，太政官公然宣示“废球为县”，何如璋见此情形，主张“请召使臣归”。当时，宍户即将到京，他认为如此给日方以压力，球案交涉才可能“有结局”。若不令他归国，即使与宍户商议，日方亦必仍如之前顽固。(32)二十七日何如璋重申这一主张，请总署定夺。(33)闰三月初二日，他再次表示“亟欲下旗回国”(34)。
得知日本废琉置县后，清政府命总署上奏说明处理意见。三月十九日，总署经与李鸿章晤商，否定了跨海远征的设想，提出以保持和局为宗旨的处理意见。(35)考虑到宍户玑已到天津，即将抵京，何如璋可在日本协助总署与宍户交涉，主张何“勿遽回华，以顾大局”。在总署看来，日本这次的举动与从前台湾一案大略相同，认为日本有可能以相同方式处理。总署计划静候宍户到后，进行辩论，相机办理。这一意见上奏后获准。(36)李鸿章又在总署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在复何如璋信中“略参活笔”。先令其与驻日各国公使会商，如无成说，即准回京，随同办理。指出总署与宍户玑会谈，如有何如璋在坐，宍户无可躲避，容易相机酌办。至于驻日使馆及各口理事公务，可责成经手各员暂行照料，这是欧美通例。(37)
其时，宍户玑过天津，不与李鸿章会面直接进京，旋即与总署会谈。但会谈中宍户声称“我系修好而来，不能预闻此事”(38)，“一味推诿，刁顽已极”，清政府甚为不满。为此，总署设想，一面仍与宍户理论，一面知照何如璋与日本外务省争辩。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请各国调停。
对于总署的这一新方案，李鸿章虽认为是一定办法，但颇有顾虑。当时正值各国使臣陆续来京商议修约免厘等事，李鸿章担心若以此事相告，恐各国借端要求。其时，李鸿章已向各使试探，各使“似皆袖手旁观”。李鸿章认为，日本正效法西法自强，各国平日就多是日本，而非中国，请各国调停恐怕不易。他寄希望于何如璋，认为何如璋与他们“平素联络似有交情”，“或能相机结纳，设法与论”。当时，日本虽已宣布废球置县，但所派县令尚未前往，为此，李鸿章还希望出现转机。(39)
总署和李鸿章的新设想，得到何如璋积极响应。他进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先请美国出面调停。
何如璋指出，西方各国有利则趋，有害则避。通商以来，想其推诚相与，固然不易。但美国自修好以来，热心为我，胜于他国。至于英、俄两国，争雄海上，鉴于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也均有结好中国之心。而各国之于日本，因无利可图，反而皆有鄙夷不屑之意。琉球一案，日本灭人之国，绝人之祀，美国作为民主国家，颇为反感。何如璋认为，如果中国援互助之条邀请美国，美国应该愿意出面相助。如果兵端将起，于通商有碍，即使英、德各国，亦将随声附和，出而调停。对此，何如璋颇有信心。不过，何如璋仍然强调他的强硬立场。他指出，对于琉球问题，主要目标无疑是存球祀、保和局。但他认为，事至今日，欲保全两国和局，必须明确表示“不嫌失和，和始可保”。他进而从日本立约以来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及其国力和内治状况分析，认为中国在处理琉球问题上立场绝不能放软。强调如果听之任之，将来养虎坐大，后果将不堪设想。(40)
正在何如璋与总署、李鸿章讨论请美国出面调停之时，三月十七日，传来美国前总统格兰忒即将来华的消息，总署甚为关心(41)，李鸿章也萌发了将来或许请其协助调处球案的想法(42)。当时有传言，格兰忒两任总统，民心爱戴。此次游览回国，将再接任。(43)格兰忒于四月初七日抵达天津。(44)四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格兰忒会谈，提出请其调停的意愿。(45)
此时，何如璋在东京也积极向各国公使寻求帮助，有一定进展。当时，美国驻日公使平安已回日本。据平安称，美国国会已声称，如果中国邀请，美国理应帮助。四月初七日，何如璋将此事同时函告总署和李鸿章，李鸿章在与格兰忒会谈前夕收到来函。何如璋提出数条办法，内有专请美国调处一条，正好与总署及李鸿章旨意相合。(46)所以，在与格兰忒会谈中，李鸿章特意提到此事，“切托”格兰忒“相助”。并称，他将一面即致函何公使，嘱其等格兰忒到时谒商。希望格兰忒到日本后，由何如璋协同其办理。(47)同时，李鸿章又致函何如璋，告知因其在日本孤立无助，已请格兰忒推诚照应提挈，希望何如璋立即谒晤密商，并将球案本末缘起摘要译呈。同时也希望何如璋与平安公使“加意联络，妥商办理”(48)。
二十六日，特兰忒由津启程前往日本，格兰忒的助手、副将杨越翰，以及美国驻天津领事德呢等随行。(49)
四、照会事件的放大与澄清
与李鸿章的设想大大相反，格兰忒抵日后，不但不愿与何如璋会面，反而成为所谓照会事件的推动者。首先重提照会的是日方。
先是在五月十二日，清政府正筹划请格兰忒调停之时，寺岛宗则向何如璋提出商请撤销第一次照会，何如璋表示“未便准行”(50)。当时格兰忒即将来日，为此，何如璋试向外务省了解相关情况，致函询问日本对琉球封藩年月。六月初一日，何如璋接到外务复文，于所问一概不答(51)，却重申那份照会内有“欠雅字面”，并称日方从来没有向何如璋说明日本办理球案的原委，也就是说何如璋至此并不知道球案内情。复文又称，总署曾为琉事照会其驻华大臣宍户玑，现已核示该大臣办复。(52)这是继五月十二日左右后又一次重提。当初宍户抵京，总署与其会谈时，宍户“一味推诿”，称“不能预闻此事”，如今格兰忒以调停者身份抵达东京，寺岛不仅重提照会，还表示宍户将承担与总署商谈的责任了。这无疑表明，日本不希望何如璋参与到球案商谈中来。
格兰忒的助手杨越翰在为调停做前期工作中，即被告知照会事件。当时，日本对于第三国调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尚未到此时候”。当杨越翰等指出日本此前处理琉球问题未按国际法与中方商议时，日本尽管未加否定，却将责任完全推到一件小事，即何如璋的照会上。称何如璋“不熟悉交涉体例，前行文外务省措词不妥，有羞辱日本之意，是以不便回复，置之不理。”“何公使照会不妥，羞辱太甚，殊为丢脸”，口径完全一致。并提出，如果中国肯将此文撤销，日本还是愿意商议的。为此，杨越翰将信将疑，认为照会一事之“真伪”，“尚未考校明白”。德呢领事还将与何如璋会面，问是否有此不妥文书。杨越翰对待照会的态度，与他此时的球案立场有关。他曾向美国驻日公使平安议询球事，觉得中国实在有理。何如璋也于五月二十五日派参赞将琉球案始末问卷译送。格兰忒等再三详阅，深以为中国理足，毫无矫强之处。此时，英国驻香港总督到东京访问，与杨越翰“素与相好”，而与当时的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素不同心”，也参加到调停中。杨越翰进而了解了日本并吞琉球的诸多背景。得知中日两国皆有背后挑唆之人，其中就有巴夏礼。而且，日本国内另有一班人挑唆生事，希望与中国开战，即使日本的当政大臣也畏势依违，不得不俯从。为此，杨越翰出于对中国的“爱敬”，不仅对日方的说法包括照会事件表示存疑，表示要帮格兰忒“办好此事”，还诚恳提醒中国，当时日本对中国已存轻视心和攻击性，处理对日交涉的关键不在条约而在自强。(53)杨越翰是格兰忒的幕友，“左右用事，最为亲密”。(54)这样，杨约翰来信无疑也代表格兰忒当时的立场。
但事情的发展，却使格兰忒一行的立场渐渐发生改变，何如璋的那份照会也变得复杂起来。
格兰忒一行在日本的相关消息主要来自德呢。当时，德呢住在东京美国人施博处。施博以前曾担任美国驻天津领事，当时被日本外务省聘任襄助，已历两年，所谓“详知内情”。德呢从施博处了解到的消息是，日人废灭琉球，系英国公使巴夏礼从旁挑唆。何如璋于交涉体例不甚熟悉，又误认巴夏礼为好人。凡何如璋背后所说的话，巴夏礼转告日本外务省，两边播弄，所以相持愈坚。为此，德呢等认为，何如璋若久驻东洋，恐于公事无益。他通过副领事毕格德，将情形毫无保留地尽数告知李鸿章。(55)德呢本人从东京回来后，又当面对李鸿章说：“何公使馆内凡有机密要事，各国公使及外务省无不周知，恐有暗通消息之人。其正、副使不和，则通国皆知。”(56)
格兰忒对德呢非常肯定和赞赏，多次向李鸿章表明这一态度。(57)格兰忒本人自然深信德呢的消息，认定巴夏礼是琉球问题的挑唆者。为此，他在日本的调停工作尽量不在东京进行。六月初六日，他特意选择日光山旅游之际，与日本内务大臣伊藤、将军赛阁等“密商球事”。会谈中，他对日本也不掩饰对巴夏礼的忌讳，明确表示：“我看此事在日本必办不了，既有英国公使在此牵掣，必了不成。应该在北京与恭亲王等，或在天津与李中堂商议办结。”(58)
六月十三日，格兰忒从日光山回来。十四日，致函李鸿章，告知日本已决定与中国会商，“不必再请他国出为调处”(59)。七月初六日，又致信李鸿章，就商谈的具体细节转达日方要求，称：“从前两国商办此事，有一件文书，措语太重，使其不能转弯，日人心颇不平。如此文不肯撤销，以后恐难商议。如肯先行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特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所指“有一件文书”，即何如璋的照会。(60)与此同时又附一信，专门评论何如璋及其照会，并不点名地矛头直指巴夏礼。称风闻何如璋遇有交涉事件，“必与西国那一位公使商议”，为此，他在东京没有与何如璋商议球事。提到照会时，称：“何公使先前有一文书日本深怪，彼此不常见面，公事亦不能商量。我盼望中国要妥细商办此事，不妨将前次文书撤回，另派大员与日本议办，当可设法了结。”(61)格兰忒已完全站到日方立场。此时，他对日本在琉球事件中的作为，评价也大大不同以往，称：“看日人议论琉球事，与在北京、天津所闻，情节微有不符。虽然不甚符合，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62)
杨越翰还对格兰忒来信之意作进一步说明。指出，他本人对何如璋的待人接物印象颇好。格兰忒的意思也并非论何公使外面不胜公使之任，实因他以前事事与英国公使巴夏礼商办，而球事败坏皆因巴夏礼播弄而致，所以格兰忒不肯与何公使议论球事。但他同时又指出，何公使的照会“系细故”，球事了结与否及如何了结，“与照会无干，可以不必追究”。既然日本请将照会撤回，中国允之亦不失体面。因为照会措词过于直率，有失友邦敌体之礼。且何发照会时，球事尚未大坏，也不应说那样重话。(63)七月十六日，格兰忒起程回国。
李鸿章对于德呢的消息本已“信不诬也”。格兰忒和杨越翰来信又特别提到的照会问题，李鸿章自然也认为该照会“措语未免过当”，以至使日本不能转弯。尽管他也指出，“日本今日放手做尽，乃复追咎其照会之失词”，不免是一种“借口”和“掩饰”(64)。对于格兰忒来信指明巴夏礼在背后挑唆，李鸿章也深信不疑，认定“似系洞见症结之语”(65)。李鸿章一时完全相信了格兰忒一行的话。
此时，何如璋本人对于格兰忒的评论并不知晓。他本是提请美国调停的最早倡议者之一。对于格兰忒来日调停，他始终充满期待，积极主动联络。格兰忒于五月十五日到东京，何如璋次日即前往拜谒，当时因有一日本大官在座，不便谈公事。五月二十日，何如璋又遵李鸿章之意，抓紧将球案译出面呈格兰忒。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他始终对格兰忒一行给与积极评价。(66)德呢先回天津时，问何如璋是否带信，何如璋考虑到德呢积极参与调停，还将他寄李鸿章信，及外务省六月初一的照会等，均托德呢带回，并将德呢大大夸奖了一番。(67)格兰忒从日光山回来次日，他又前往拜见，了解调停进展的情况。格兰忒早已决定不与何如璋会商，当然未与谋面，由杨越翰出来接见。(68)杨越翰鉴于格兰忒的立场，虽与何如璋见过几次，也尽量不与见面，有事仅托人代达。(69)但这一切，何如璋并不了然。他一如既往地来往于美国使臣中间。无法与格兰忒见面，他主要与平安等会商。
六月底，何如璋前往拜见平安。平安称，已与格兰忒商定一办法，即球岛三分法，拟将中部仍归球王复国，中国和日本各设领事保护；南部近台湾，割隶中国；北部近萨摩，割隶日本。日本新设冲绳县移驻北部。平安还称，格兰忒将大局说定，然后回国，细节交与他妥办，另立专条。何如璋想当然以为格兰忒等已将这一设想寄达总署和李鸿章，所以报告总署时，大概提及，表示“无庸赘述”。然而，格兰忒等迭次来信，却并未稍露割岛分属之说。
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便给总署写了那份著名的《密论何子峨》。内中评价已如上所述。此时李鸿章把照会看作此后“转致激生变端”的一个诱因，性质非常严重。信中还提到何如璋与副使张斯桂“久不相能”之事。(70)这封信后来被广泛引用，几乎成为李鸿章对何如璋及其照会事件的定论。然而，其实不然。
李鸿章获悉何如璋与巴夏礼交往亲密之后，曾立即去信提醒何如璋。所谓与巴夏礼的亲密关系，正是格兰忒不信任何如璋却相信照会事件的关键。对此，何如璋专门回信解释。他说巴夏礼“诸凡狡黠”，他本人初到日本时，就主动与他保持距离。这一点，他在此前来信中已多次提到。所以，当初讨论提请他国调停，他提议美国而未提英国。这些情形外人并不知情。他又指出，巴夏礼与日人、美人皆极不相容。所谓琉球案是日本因相信巴夏礼播弄的结果，与事实并不相符。日本全国上下各大报纸早都在传说何如璋是因信巴夏礼之言“而后发议”，当也指那份照会。为此，何如璋请李鸿章不能反信其言。他指出，德呢所说，也实乃“局外悬揣之词”，他希望效劳，但又无从插入，所以传播这些消息。回国时，他还向何如璋借川资，何如璋痛快给他。对于日本之所谓答应与中国商议球案，何如璋得到的消息是，日人本意在挨延，等中国之怒渐息，球人之望日淡，则自不用争。对此，何如璋指出这一计策倒是出于巴夏礼之“播弄”。何如璋不知德呢是否也传达了这一消息。(71)从后来中日间交涉来看，何如璋的情报更接近事实。
李鸿章于七月二十四日，即他寄出《密论何子峨》信后，才收到何如璋的这封辩护信。他完全相信何如璋的解释，开始认为巴便与日人、美人均极不相容这一说法“自系实情”。日本上下皆称何如璋相信巴夏礼的播弄，而后发议，“究之皆非事实”。尽管李鸿章也认为，日人与何如璋嫌隙既深，恐怕的确不能商量议结球事(72)，但对所谓何如璋的照会事件，他此后态度没有出现反复。
当时，总署收到何如璋来信称格兰忒有三分琉球之说(73)，但格兰忒致总署及李鸿章函件则称须将何如璋前照会撤销，由两国另派大员会商办法，与何如璋函报情形不同，总署甚感困惑。考虑到何如璋所述办法，格兰忒未必与日本议明。即使日本答应这一方案而未由格兰忒一手经理，另由中日两国派员会商，以日本的作风，恐也不易谈妥。为此，总署认为，只可照李鸿章所称，摘录格兰忒原信要语，由总署照会日本外务省，请其另派大员来华会商。(74)总署在致外务省照会中，将所谓中国先行撤回照会一节“删去”了。(75)可以说，总署在照会事件上完全支持何如璋。对此，李鸿章自然认为“极为得体”。而此时，李鸿章对格兰忒在照会问题上的立场也有了微词。称其因日本“接待礼貌过隆，遂亦徇其意而为之请”，其本人“殊不谓然”。(76)李鸿章的分析是有一定根据的，只是格兰忒抵日后渐渐倾向日本，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日本“接待礼貌过隆”之故。格兰忒回国后，有人向他问及中国及日本兵势孰强？他回答“中国迨不及日本远甚”。这不仅指武器，尤其指士气及平日训练。(77)
八月初十日，李鸿章回复格兰忒来信，函内“将照会一节轻笔放过”。(78)同时又给杨越翰回复，对日方所谓的照会问题，毫无保留地予以揭示，立场强硬：
中国于球事始终有礼，亦可以对天下万国。至于敝国何公使前给外务省照会措词过火，此一时言语之失，诚如尊论，系属细故，球事了结与否，及如何了结，均与照会无干。日本似借词不与商办，为事后掩盖之计。当初若怪照会失词，不妨由其驻京公使与我总理衙门理论，何必急急废灭球国，转将照会之语自行坐实。贵前主与阁下洞见情伪，当已了然于胸也。(79)
此后，李鸿章开始对何如璋恢复信任。九、十月间，他致信何如璋，提醒“美人亦袒日人，不可以实话相告”，何如璋表示“谨当遵谕而行”。(80)总署后来给日本外务省的照会，语意“专指不提何星使照会一层”，李鸿章一直非常认可。(81)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一直坚持以撤回何如璋照会作为重新开谈的前提，但外务卿寺岛宗离任，井上馨接任后，日方已不再纠缠于此了，反复声称的是“琉球废藩一事，出自我国厘革内政”(82)。光绪六年五、六月间，日本正式命宍户公使与总署商谈球案，明确指出：“中国从前来往照会，语均不错，既认球为两属，词气较公平。”(83)这样，日方于何如璋照会也有了一个明确表态。此为后话。
七月初十、十一等日，格兰忒离开东京回国前夕，终于与何如璋会晤。询及球事，总沉默不发一语，只是称此事可无庸战争，仍须两大国自为妥结。(84)看来，格兰忒对何如璋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此后，根据格兰忒调停的精神，日本终于派员前来会谈。会谈的基本草案，就是何如璋提到的球岛三分案。为争取中部归琉球复国立君，中方进行了长时期的努力。(85)
五、重议球案的努力
格兰忒回国后，尽管总署已遵照格兰忒调停之意照会日本外务省，但日方就派员问题，迟迟拖延不决。期间，何如璋一面将注意力集中到日本修改条约交涉(86)，以及朝鲜开港通商等新的问题，一面仍就球案做了不少协助工作。在宍户回国后，他又为重开商议球案之门献计献策。
光绪六年正月底，何如璋前往会晤井上谈论球事。井上表示日本拟以琉球南岛归中国，中岛归日本。又告知日本将于三月间派员来华。果然，二月十六日，竹添进一郎继去年冬天谒见李鸿章之后，再度以私人身份前来拜见。竹添在会谈中所言，大致与何如璋所闻于井上者相同。只是竹添在分岛案之外，另提出同时修改条约，增加内地通商各款(87)，而且称中部归琉球复国立君，日本“决不能从”(88)。清政府为此拒绝与商。(89)竹添三月底回到东京，此后，日本关于派员一事，一时又“杳无闻见”，何如璋推断日本是想“一味延宕”。(90)
六月二十日，日本终于正式派定宍户玑为代表，与总署商议球案。(91)何如璋得知这一消息，致书总署，就日本派使的原因，以及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提供信息和建议，他认为此次宍户来商，不再牵涉改约，且自称中国从前来往照会语均不错，又承认琉球为两属，词气较公平。虽然中国宗旨在继绝，而日本却想分割领土，很难凑泊。但日本既然同意南岛归中国，则中国再给还琉球，日本自然也不能不愿。鉴于日本国内局势动荡，何如璋认为此次派宍户“乘隙思逞”，也“实无可虑”(92)。
六月二十四日，清政府谕令总理衙门与宍户玑妥商办理。(93)总署与宍户商议的基础正是分岛案，其中南岛划归中国。清政府则拟将南岛归还琉球，以存琉祀，命何如璋在日本详访球王后嗣，为球王立后作准备。当时，只知有球王的中城五王子和宜野湾王子，已随球王东来，其余不得其详。于是何如璋致密函给跟随琉球王的法司官马兼才，得知球王长子尚典年十七岁，次子尚寅年十五岁，均在东京。四子尚顺年八岁，王叔尚健年六十三岁，王弟尚弼年三十四岁，其他尚有从兄弟、亲族，均仍在琉球。但令何如璋甚感被动的是，球王本人对于在南岛这一区区之土上立一君主态度消极。何如璋一开始颇为疑惑，但经深入了解南岛的面积、物产、民风等实情后，也觉得球王之言“亦不无情理”。但是，中国出面与日本争琉球，本为兴灭继绝。如今有南部归中国之议，中国想将此还给琉球，而琉球反而不敢接受，这无疑使中国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为此，何如璋自觉想不出良策。当时，日本把冲绳县署从首里城移到那霸，何如璋权且提议，立一专条，声明白今中部诸岛均归日本管理，首里一城仍还球王，让尚泰回国，球祀亦可不绝。至于琉球南部各岛，格兰忒曾反复提起此乃大平洋来往要道，中国应自管理。但球王不敢接受，由中国占有，未免有义始利终之嫌，反而分日人之谤。如果听其自治，则片土不足自保，万一为列强窃据，以其逼近台澎，恐又有卧榻鼾睡之忧。何如璋考虑再三，提出不妨先将南部诸岛声明归属中国，以绝欧美各国占地之意。然后再觅球王亲族治理，则中国无贪其土地之名，球王亦可分衍其支派。(94)何如璋的建议，终因宍户提前回国，而没有下文。
十二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内部正就球约草案展开讨论之际，宍户自感希望不大，提前离京回国(95)，商谈以无果告终。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清政府下渝旨，表明之所以未批准球案草约的缘由，关键不在日本要求商务一体均沾，而是所议划分两岛，于中国存球之意“未臻妥善”。表示如果“琉案妥结，商务自可议行。清政府命总理衙门王大臣再与日本使臣悉心妥商。(96)
宍户玑既回国，球案重心又回到东京。何如璋再承担起球案工作，其中涉及重议球案问题。
宍户回国后，总署几次要何如璋转交致宍户玑及外务省的信，对此，何如璋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此时总署不宜主动致信外务省尤其宍户。宍户离开北京，已经解任，不能接收总署的信。至于交外务的信，固然因为外务卿井上馨病假赴东道，一时也不能递交，但他指出，琉球一案，日本的办法，由内阁指挥，不关外务。现在行文外务，恐其以不负责此事，借口推辞，或者受而不答。何如璋就此时处理琉球案，提出自己看法。他指出，此次宍户商议，迫不能待，悻悻回国，无论从国际公法的角度，还是当时日本国内及国际舆论的反应，均表明理屈均在宍户，有人甚至声称，日本应派员向中国道歉。日本政府因此一时没有定议。现在总署主动俯就与商，他担心会滋长日方气焰，不但无益，且怕有损。何如璋考虑再三，主张“徐观其后”。具体对策包括：一是，先让他暂留此间，慢慢探察日本当事者的意向，寻找商谈机会。二是，如彼此实无可商，则先做军事准备，时机成熟再派专任使臣与辩论。不允，则以撤使罢市相持，给日本施加压力。三是，将此案暂时搁置。日本特别关切内地通商条款，等其来商修约时，以此易彼，球案不结，商约终不议行，认为“彼亦终当自求转圜，就商妥结”。何如璋又举日本与俄人交换桦大洲十余载而后成盟为例，指出外交情形往往有此。总之，何如璋主张缓议球案，待机而行。(97)
其时，清政府已于光绪七年三月初七日，谕命黎庶昌为出使日本大臣。在黎庶昌接任之前，何如璋仍未停止球案交涉的努力，且颇有起色。
四月中旬，井上馨游大阪“仍未归京”(98)。归来后，又“因疾在假”，五月十二日，致函何如璋告别，前往但马温泉疗养，须四十天方回。显然，井上馨对球案一时采取回避态度。何如璋担心等其回来耽延过久，便前往会见外务省权大书记官郑永宁，向他述及球案近情。郑称所奉谕旨先已闻悉，但“唯唯而已”。何如璋拟于日间见大辅上野景范，再面谈一切，看其有无答复。(99)当时，清政府内部一时传言，宍户虽回，不致启衅。何如璋现与日本外部设法调停，复琉球之议尚有转圜。(100)可见，国内对何如璋的对琉交涉颇为肯定。
日方采取回避态度，总署也没有给予明确指示。八月间，何如璋在没有得到清政府回信的情况下，去信再次请示。(101)当时，刘坤一来信告知何如璋，“球案已成缓局”。(102)不过，何如璋在日本的工作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十一月二十七、九日，他两次与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晤谈。岩仓表示日本有重开商议之意。日本拟再让若干，但并未说出具体办法。正值此时，竹添进一郎几次拜谒李鸿章，询问球案作如何归结。进而提议，仍照此前分割二岛的方案，让琉球国王尚泰子若亲属徙居南岛，转籍中朝，仍受册封，以合兴灭继绝之义。李鸿章则按照恭亲王奕祈之说，告之拟将中、南二岛仍给琉球，或者议明琉球仍系两属，嗣后中、日共同保护，认为如此于日本面上亦得转圜。竹添称以中、南岛全还球王，终恐办不到，怏怏辞去。李鸿章估计，岩仓没有明说的办法，恐怕正是竹添进一郎所拟大意。(103)
十二月二十四日，何如璋得与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会晤。谈到球事，井上所议果然与竹添大略相符，不提商务一层，也未言明单结球案。对此，李鸿章担心日本尚有得寸进尺之意。何如璋在信中指出复国立君一层，实在不能办到，李鸿章认为此论“已窥见症结”(104)。二月十二日，竹添进一郎再来拜谒李鸿章谈琉球事。此时，黎庶昌已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底抵达东京，与何如璋办理交接，并于光绪八年正月初五日呈递国书。这样，进一步重议球案的工作，由黎庶昌承接了。(105)此后中日重议琉球交涉中，有些措施正是何如璋所提出的。如将日本的修约要求与球案并提，即是。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本向琉球阻贡以后，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借出使之际，深入了解阻贡真相，积极提出琉球三策，促使清政府对琉球政策由消极而至积极。(2)何如璋奉命以私人身份在东京与日本展开交涉，以寺岛宗则、森有礼为代表的日本方面，有意挑起所谓照会事件，单方面终止交涉，随即并吞琉球。(3)日本并吞琉球后，何如璋先要求下旗回国以示抗议，既而提请美国出面调停，与总署和李鸿章的意愿不谋而合，于是请美国前总统格兰忒出面调停。(4)格兰忒在调停中立场逐渐倾向日本，因怀疑何如璋与巴夏礼关系亲密，无意中帮助日本将照会事件放大。终经何如璋本人解释，得到清政府支持。日本外务卿改为井上馨后，在命驻华公使宍户玑负责商谈球案时，也主动声明何如璋的照会“语均不错”。(5)总署与宍户玑会商中，何如璋为琉球立王存祀作了不少协助工作。宍户玑不等条约议定归国后，何如璋为重议球案献计献策，并在他离任回国前夕，与日本外务卿具体谈论了原分岛方案，虽然希望渺茫，但终为重议球案打开了大门。
注释：
①李毓澍：《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孙科等撰：《百年来中日关系论文集》，台北：中日文化经济协会，1968年，第1037-1074页；張伟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国初代駐日公使団の異文化体験》，東京：柏書房株式会社1999年版，第95-116页；俞政：《何如璋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27-52页；鈴木智夫：《中国にぉける国権主義的外交論の成立——初代駐日公使何如璋の活動を中心に——》，《歴史学研究》1974年1月，第404号，第20-26页。
②梁嘉彬：《琉球亡国中日争持考实》，梁中英：《清代琉球悬案始末》，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5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5-214页。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7-237页；安岡昭男：《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研究》，東京：厳南堂書店，1995年，第119-141页；高換婷：《清朝政府の中日〈分島加約〉に対する態度とその変化——清宮檔案の記載から——》，《琉球関係檔案史料紹介——中国第一歴史檔案館参考人報告から》，沖縄県：財团法人沖縄県文化振興会公文書管理部史料編集室，2004年，第53-65页；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関係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5年2月，第302-304、322-335、360-366、419-421、425-426页。
③张启雄：《何如璋的球案外交——以“失言事件”为论题中心——》，中琉文化经济协会主编：《第一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第561-604页。
④梁嘉彬：《琉球亡国中日争持考实》，第96-107页。
⑤⑥《闽浙总督何璟等奏据情陈奏琉球职贡日本梗阻折》，光绪三年五月十四日，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1932年铅印本，页21。
⑦《军机处寄阅闽浙总督何璟等上谕》，光绪三年五月十四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页21。
⑧《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筹议台湾事宜折》，光绪三年正月十六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第17页。
⑨李鸿章：《复何子峩》（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以下简称《译署函稿》）卷8，民国10年商务印书馆据金陵刻本影印本，页5。 ⑩(1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梗阻琉球入贡现与出使相机商办
⑨李鸿章：《复何子峩》（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以下简称《译署函稿》）卷8，民国10年商务印书馆据金陵刻本影印本，页5。
⑩(1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梗阻琉球入贡现与出使相机商办情形折》，光绪四年六月初五日，《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页24-25；页24。
(12)何如璋：《与总署总办论球事书》，温廷敬辑：《茶阳三家文钞》卷2，补读书庐1925年本，页1。按：此信没有标注时间，但可推知大约写于光绪四年四月初七日左右。总署收到此信后，鉴于与福建方面意见不同，将它发给李鸿章等征求意见。光绪四年五月初九日，李鸿章详复一信，开头说：“前接子莪四月初七日来函，力陈此议，与上尊处信件大致相同。当就管见所及，详复一缄。兹将来往函稿钞呈钧核，未知有当万一否？”（《密议日本争琉球事》，光绪四年五月初九日，《译署函稿》卷8，页1）也就是说，何如璋寄总署函时，曾同时寄信李鸿章，内容“大致相同”。将相同内容的报告同时寄送总署和李鸿章，这在他任内是常事。何如璋在致李鸿章信的最后也说：“闽中来函，极言恐开边衅，欲罢此事。如璋谨据其所见，函呈总署。然兹事重大，自恐识闇智昏，惶恐不知所措，伏维中堂察核训示之。”明确指出他给李鸿章写信时，也“函呈总署”。何如璋寄李鸿章信的时间是“四月初七日”，李鸿章于“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收到，并于次日回信。如此，何如璋致总署的信，也大约写于四月初七日左右。总署收何如璋信后，向李鸿章征询意见，李鸿章五月初九日回复，时间上基本吻合。以下同，不一一说明。
(13)(14)何如璋：《与总署总办论球事书》，《茶阳三家文钞》，卷2，页1-5。
(15)李鸿章：《复何子莪》，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九日，《译署函稿》卷8，页5。
(16)李鸿章：《密议日本争琉球事》，光绪四年五月初九日，《译署函稿》卷8，页1-2。
(17)《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梗阻琉球入贡现与出使商办情形折》，光绪四年六月初五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页24-25。
(18)《总署奏议复何如璋函述日本阻梗琉球入贡一案相机酌办折》，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5，页12。参见梁嘉彬《琉球亡国中日争持考实》，第122-123页，张启雄《何如璋的球案外交——以“失言事件”为论题中心——》，第576页。
(19)参见米庆余《近代中日“琉球问题”交涉》，第273页。
(20)《寺島外務卿清国公使応接筆記》（9月3日），《日本外交文書》第11卷，東京：日本国際連合協会昭和38年，第269-271页。
(21)《总署奏议复何如璋函述日本阻梗琉球入贡一案相机酌办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5，页12。有学者指出，照会事件之前，何如璋曾三度造访寺岛外务卿（张启雄：《何如璋的球案外交》，第576页）。据何如璋致寺岛照会称：“前两次晤谈此事谆谆相告，深虑言语不通，未达鄙怀，故持据实照会”（《清国公使ョリ寺島外務卿宛》，10月7日，《日本外交文書》第11卷，第271页）。寺岛回复中也说：“前接贵历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来函，内言琉球岛之事，俱已阅悉。查该岛之事，即如本大臣前与贵大臣业经两次会晤，谆谆相告，固系数百年来我国所属邦土，现为我内务省管辖。”（《寺島外務卿ョリ清国公使宛》，11月21日，《日本外交文書》第11卷，第272页。）据此，照会之前，主要有两次“晤谈”。
(22)《清国公使ョリ寺島外務卿宛》，10月7日《日本外交文書》第11卷，第271-272页。
(23)《寺島外務卿ョリ清国公使宛》，11月21日，《日本外交文書》第11卷，第272页。
(24)《清国公使ョリ寺島外務卿宛》，11月29日，《日本外交文書》第11卷，第271-272页。
(25)《寺島外務卿ョリ清国公使宛》，11月30日，《日本外交文書》，第11卷，第273页。
(26)《总署奏议复何如璋函述日本阻梗琉球一案相机酌办折》，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5，页12。
(27)森有礼：《朝鮮琉球問题復命書草案》，明治9年5月10日、《森有礼全集》第1卷，東京：宣文堂書店，昭和47年，第183页。
(28)《密论何子峩》，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译署函稿》卷9，页44-45。
(29)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163页。
(30)(31)《总署奏议复何如璋函述日本阻梗琉球入贡一案相机酌办折》，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5，页12；页12-13。
(32)(37)《论日本废琉球》，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六日，《译署函稿》卷8，页26。
(3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阻梗琉球入贡情形折》，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页30；《总署奏日阻琉球入贡请饬使臣何如璋暂勿归国折》，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5，页18。
(34)《论交还伊犁事》，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六日，戴逸等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20页。
(35)《总署奏议复何如璋函述日本阻梗琉球入贡一案相机酌办折》，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5，页11-13。
(36)《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梗阻琉球入贡情形折》，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页30；《总署奏日阻琉球入贡请饬使臣何如璋暂勿归国折》，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5，页18-19。
(38)《与美前总统格兰忒晤谈节略》，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译署函稿》卷8，页40。
(39)《论争琉球宜固台防》，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六日，《译署函稿》卷8；页26。
(40)何如璋：《复总署总办论争球事书》，《茶阳三家文钞》卷2，页5-7。按：此信没有标注时间，大致推断该信写于光绪五年四月初，即是对总署上述来信的回复。信中回顾日本处理琉球案，谈到“乃彼竟悍然不顾，径行灭球，不少留中国余地”为止，可知写于日本并吞琉球之后。信的开头复述总署来信及总署寄李鸿章信的内容，又说：“捧密谕及寄李伯相书谓，必须到相持不下，各使始肯出而转圜。又彼若一味蛮悍，应将驻倭公使及领事各员一概撤回，并布告邻国，作弯弓不下之势等因，敬仰明见。”查闰三月十六日李鸿章收总署十三日来信后回信中，复述总署此时的意见，也有“钧意彼若一味蛮干，悍然不顾，即请将驻倭公使、领事一概撤回，布告各国。暂不说到用兵一层，作弯弓不发之势。将来万不得已，尽可如此办理。”文字表述基本一致。由此可知，何如璋所收信，正与上述总署致李鸿章的信同一时期。当时东京与北京之间的信约20天，最快也需15天左右。总署于闰三月十三日寄李鸿章，如果同时寄送何如璋，那么，何如璋最快于三月二十七日左右收到。这样，何如璋的回信当在四月初左右。
(41)(44)《报美国前总统到津》，光绪五年四月初八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第431页。
(42)《议接待美国前总统》，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译署函稿》卷8，页36。
(43)《论伊犁及接待美国前总统》，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六日，《译署函稿》卷8，页36。
(45)(47)《与美前总统格兰忒晤谈节略》，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译署函稿》卷8，页40。
(46)《议请美国前总统调处琉球事》，光绪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译署函稿》卷8，页40。
(48)《复何子莪》，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译署函稿》，卷8，页48。
(49)《议请美国前总统调处琉球事》，光绪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译署函稿》卷8，页40。(
(50)(54)《美前首领望日可到东京》，光绪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第449页。
(51)《何子峨来函》，光绪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到，《译署函稿》卷9，页28。
(52)《录日本外务照会译文》，光绪五年六月初一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第450页。
(53)《译美前总统幕友杨副将来函》，附件，光绪五年六月十一日到，《译署函稿》卷9，页10。
(55)《译署函》，光绪五年六月十三日，《译署函稿》卷9，页10。
(56)《密论何子峨》，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译署函稿》卷9，页44。
(57)(58)《译美国副将杨越翰来函》，光绪五年六月三十日到，《译署函稿》卷9，页30。
(59)《照录美前首领来函》，光绪五年七月初五日到，附件一，《译署函稿》卷9，页32。
(60)(62)《译美前首领格兰忒来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附件一，《译署函稿》卷9，页39。
(61)《译美前首领另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附件二，《译署函稿》卷9，页40。
(63)《译美国副将杨越翰来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附件三，《译署函稿》卷9，页41。
(64)《译署函》，光绪五年六月十三日，《译署函稿》卷9，页10。
(65)《译送杨越翰来函》，光绪五年七月初一日，《译署函稿》卷9，页29。
(66)《何星使来电》，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第446页。
(67)《何子峨来函》，光绪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到，《译署函稿》卷9，页28。
(68)《何子峨来函》，光绪五年七月初四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第467页。
(69)《译美国副将杨越翰来函》，附件三，　《译署函稿》卷9，页41。
(70)《密论何子峨》，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译署函稿》卷9，页44。
(71)《照录何子峨来函》，光绪五年七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第471页。
(72)《寄呈杨副将来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第478页。
(7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美统领调处琉球事情》，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页33。
(74)《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美统领格兰忒在日本商办琉球事情折》，光绪五年八月初五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页33-34。
(75)(76)《论球案》，光绪五年八月初十日，《译署函稿》卷10，页2。
(77)《总署收同文馆译洋文报纸》，光绪六年三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第401页。
(78)《论球案》，光绪五年八月初十日，《译署函稿》卷10，页2。
(79)《复美国副将杨越翰》，附件二，光绪五年八月初九日，《译署函稿》卷10，页3。
(80)《上李相伯论球事办法书》，《茶阳三家文钞》卷3，页5。按：这封信没有标注时间。但文中有“派员来华之事，此间未闻消息，不知近日有宍户公使寄文总署否？”，以及“格兰忒调停此事，既可谓曲尽心力，寄恭邸书云云，亦中间人不得不尔”等语，可知，此信写于日本派员会商之前，格兰特调停之后。信的开头又称，“九月二十八日肃缄后，旋奉手谕，奉读祗悉。”可知，这封信是对总署“九月二十八日”左右到达的来信的回复。若再考虑东京与天津之间信函时间，可以推知，这封回信大约写于在光绪五年十月间。
(81)《论球案》，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译署函稿》卷10，页10。
(82)《井上馨照复总理衙门》，明治12年10月22日（九月初八日），《琉球一件》第8册，美国夏威夷大学珍藏，转引自梁嘉彬《琉球王国中日争执考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5编，第139-140页。
(83)何如璋：《与总署论球事书》，《茶阳三家文钞》卷2，页7。按：此信没有标注时间。但信的开头说：“琉球一案，宍户公使既奉其国命商办，查其来文称，于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办理云云，即我五月廿二日，如璋前与井上馨议论之明日也。”又称：“又我五月十五日，彼大政官布告，将冲绳县厅移设那霸港，或彼更欲将首里让还球王。”可知，这封信写于日本正式任命宍户玑为商谈大臣，双方还没有正式会谈之前。日本于光绪五年六月二十日正式照会清政府派宍户玑商议球事。由此可见，何如璋此信写于光绪五年六、七月间。以下同，不一一说明。
(84)《论球案》，光绪五年八月初十日，《译署函稿》卷10，页2。
(85)《劝竹添进京》，光绪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译署函稿》卷10，页34；《论铁甲交价并球议不合》，光绪六年三月十六日，《译署函稿》卷10，页40。
(86)《与出使英国法国大臣曾袭侯书》，《茶阳三家文钞》卷3，页7-80。按：此信没有标注时间，但从行文内容看，应约写于光绪五年（明治12年，1879）底。详参拙稿《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87)《议球案结法》，光绪六年二月十七日，《译署函稿》卷10，页26-33。
(88)《论铁甲交价并球议不合》，光绪六年三月十六日，《译署函稿》卷10，页40。
(89)《总署各国事务衙门奏请派员商办琉球案折》，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页1-2。
(90)《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3页。
(91)《总署各国事务衙门奏请派员商办琉球案折》，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页1-2。
(92)何如璋：《与总署论球事书》，《茶阳三家文钞》卷2，页7-8。
(93)《军机处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琉球事件上谕》，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页2。
(94)何如璋：《复总署办论为球王立后书》，《茶阳三家文钞》卷2，页10-12。按：此信没有标注时间，应写于与宍户商议期间。信中称：“十五日奉到来电，遵即译明读悉，承命详访球后嗣。查此间所知者，球王有中城五王子，宜野湾王子，去岁随王东来，其余均未能悉。”尚泰王于光绪五年四月初七日日本宣布琉球废藩后，被迫率随众离开到东京。因此，此信应写于光绪六年。又说“我五月十九日，大政官布告。二十二日传命宍户公使办理，同在数日事也。”可见，此时总署与宍户的商谈已经开始。信中详细地谈到中国将南岛归还琉球立后，琉球王的态度。何如璋又建议“次立专条，中声明一条曰，自今中部诸岛均归日本管理，惟首里一城仍还旧王，尚泰令其还国”，讨论分岛立后问题，正是与宍户商谈时期。
(95)《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使臣宍户玑回国折》，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页24-25。
(96)《上谕》，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第38页。
(97)何如璋：《复总署论球案暂缓办理书》，《茶阳三家文钞》卷2，页8-10。按：此信未标注时间，但大致写于光绪七年三月初。信中有“宍户既离北京，即非公使，彼自回国复命后，不复到外务办事”，以及“自去年六月宍户奉命以来”等句，可知此信写于宍户玑回国，清政府决定不在当时议定的条约上签字，拟再与妥商之后。信中引用了“二月二十一日《申报》”所载内容，更明白提示“现外务卿井上馨告假出京，须四月中方能归京”。再结合文中所论内容，可知大约写于光绪七年二月底到四月中井上回来之间。又考虑到信中有“可否暂留此间，徐徐探察”，表明很可能在黎庶昌被谕命为出使大臣之前，约三月初。
(98)《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七年四月十五日，《清季中日韩交涉史料》卷2，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2年版，第500页。
(99)《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函》，光绪七年六月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第508页。
(100)《致曾劼刚》，光绪七年五月二十日，《刘坤一遗集•书牍》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2507页。
(101)《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函》，光绪七年九月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2，第518页。
(102)《复何子峨张鲁生》，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刘坤一遗集•书牍》第5册，第2518页。
(103)《重议球案》，光绪八年一月五日，《译署函稿》卷13，页1。
(104)《论球案并复核越南条议》，光绪八年正月十五日，《译署函稿》卷13，页1。
(105)《议球案并呈竹添问答》，光绪八年二月十二日，《译署函稿》卷13，页1

醉狐 · 发表于 2012-9-19 08:44

内容很丰富，坐着慢慢看

仁甫 · 发表于 2012-9-22 17:35

谢谢楼主。
历史能说话，总比吵吵嚷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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