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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张佩纶、何如璋评价
当年，张佩纶任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何如璋任福建船政大臣，是福建五位封疆大吏之二。他们对马江败事要不要负责任、负多大责任，有何过失，学界的评价颇有异词。
1949年后的头三十多年，评价基本是一致的，即认为张佩纶、何如璋对马江败事负有直接指挥责任，是应该受到处置的。如范文澜指出，何如璋恐妨碍和议，“不敢阻止”法舰入马尾；禁止马江的华船移动，“不令海陆军备战”，接开仗通知“坚守秘密”。(86)中国近代史丛书《中法战争》也说何如璋竟对福建海军封锁作战消息。接到开战通知后，竟派魏瀚向法军请求改变开战日期。《中国近代史稿》评价说：闽浙总督何璟、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等“都是李鸿章投降主义路线的追随者”，面对进犯的敌人，不但不严加戒备，反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让法国舰队开进马尾，和中国的舰队同泊一处。张佩纶表面上慷慨激昂，主张抵抗，实际上只会说大话，纸上谈兵，而且“矫情傲物，达于极点”，“非三品以上之官吏概不在眼”。在接到作战通知后，何如璋“竟然封锁消息，不让海军中的中下级官兵知道，他还向法国建议，请推迟一日开战，但立即遭到拒绝。”开战后，船政大臣何如璋连忙逃往乡下，在一个祠堂里躲避，当地人民愤恨已极，半夜放火烧掉祠堂，几乎把他烧死。会办大臣张佩纶在大战开始后，吓得神慌意乱，晕倒在地，由随从扶起逃命。(87)施满玉有同样看法。(88)林增平《中国近代史》除了有上述类似看法外，还指出：何如璋“系李鸿章的党羽，只图妥协投降，不作任何战守准备，且严令各军舰，战期未至，不准发给弹药。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评价上有较大分歧，有类似上述评价的，也有不同意上述评价的。类似上述评价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说，张佩纶、何如璋等“都当了可耻的逃跑主义者”。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说：“福建的地方大员们（他们大多是李鸿章淮系的将领和官僚）居然把敌人引进自己的腹心要地。”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马尾之战”条写道：“在清政府妥协求和政策影响下，福建会办海疆事务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等，不作战备，并禁止港内福建水师舰只移动，自缚手足。”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作如下评价：闽浙总督何璟“拜佛念经，以冀退敌”，“别无良策”。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主管福建水师，“日事宴饮，擅作威福”，“且下令严禁各军舰，战期未至，不准发给子弹，并不准无命自行起锚”，甚至“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接到战书后，何如璋、张佩纶误信“和谈大有进步”，不将实情告诉官兵，福建水师战机全失，终致全军覆没。李有明、沈庆生主编《中国近代史讲话》有类似评价。张革非、王汝丰编著《中国近代史》指出：“清朝政府在福建前线的指挥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钦差大臣张佩纶等空谈抗战，不事战备”，开战后，张佩纶赤脚狂跑二十里，何如璋也跟着逃去。《中国近代史简明读本》说：对法舰进入马尾军港，清前敌统帅，既不加防备，更不敢拦截。有一管驾报告说，应该禁止一些渔船商贩给洋船供应酒肉，那个督办福建军务的张佩纶却毫不介意，还说：朝廷正在议和，那有堂堂大国断绝人家饮食的道理。海防大事，本大臣自有主意，你小子懂得什么？反而把人训斥一顿。接到开战通知时，何璟、张佩纶、何如璋仍是半信半疑，不是及时把这重大军情向各舰下达，却还想派人打听确实消息，甚至荒唐地提请法军改期开战。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评价中只提及何璟、何如璋，未提张佩纶等，称：“临事昏庸”的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等，唯恐影响和谈，不但不严加防范，阻拦法船闯入马尾港，反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给孤拔这个“强国的代表”以“友好的接待”。何璟、何如璋还“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何如璋接开战挑战书后，不将实情告诉官兵，听任各舰抛锚江心，实际上是让各舰坐以待毙。龚书铎、方攸翰主编《中国近代史纲》写道：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等认为拒绝法舰入港就会妨碍和局，竟给法舰队以隆重的欢迎。并勒令水师官兵“不准无命自行起锚”。接战书后，何璟、何如璋、张佩纶等惊慌失措，向孤拔请求延期开战，遭拒绝。“由于何如璋等从未积极备战，接到战书后又对官兵封锁消息，致使福建水师毫无戒备，只能仓促应战”。战斗中，“何如璋、张佩纶等仓惶逃跑”。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也作出同样评价。
郑师渠《论张佩纶与马尾海战》认为，张佩纶历来被视为李鸿章一类的投降派，而予以否定，此种观点值得商榷。（1）文章论述张佩纶于马尾战前的主战，指出这种主张积极抵抗，是值得称道的。（2）文章辩驳把张佩纶指为马尾战败的罪魁祸首是“不确”的，认为张“勇于任事”，马尾之战，“张之谬误，不在于无备，实在于让敌机先”。至于说张接战书秘不发，临战乞缓，是反对派的“诬蔑不实之词”。张坚持主战，但受到主和派的“挟制”，以致进退失据，陷入了困境。张主张先发制胜，反对毁厂、弃厂，战前进行了备战，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张等被驱前敌，是主和派对主战的清流派的一种“整治”。（3）认为战后张佩纶被处置，原因有二：一锋芒太露，树敌过多；二介入宫廷之争，见恶于当道。马尾之败成为当道狠狠整治张佩纶的“借口”。（4）文章也认为“张佩纶身临前敌，以会办大臣专任船局，马尾战败难逃其咎”。主要有二：一视敌太易，临战怯敌；二刚愎自用，措置乖方。张的悲剧在于：他的主战见解不无道理，但缺乏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在战场上加以坚持；相反，屈服于主和派的压力，临战怯敌，结果兵败误国，反授人口实。(89)
郑剑顺认为，马江败事，虽然主要是由于清朝廷的妥协投降，但是，守土的封疆大吏也难辞其咎。张佩纶、何璟、何如璋、张兆栋、穆图善“都与马江败事有关”。“张佩纶、何如璋更负有直接指挥责任”。他们的主要错误表现如下：（1）任虎入室；（2）不作实战准备；（3）临阵脱逃。张佩纶、何如璋只作了些虚张声势的准备，而不是实战准备。他们调集兵船聚泊马江与法舰对峙只是想“恐吓法人”。像他们那样的防备，只能是投进的物力越多，蒙受的损失越大。马江开战前六天，清廷曾命令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臣“极力筹防、严行戒备”，著“便宜行事，不为遥制”，还专门电示张佩纶等：“现在战事已定，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张佩纶等完全可以凭这些“谕旨”进入高度战备状态，并相机“先发”或后发制人。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张等是难辞无备之咎的。关于张、何的逃跑记载，虽然不免有“里巷快心之说”，夸张失实之词，但是，逃跑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90)马洪林、亓曙冬指出：张佩纶以钦差特使的身份，集大权于一身，凌驾于将军督抚之上，成为马江战役的主要指挥者。张背弃他早期的抗法言论，听任法舰入闽口，不积极备战，拒绝各轮船管驾关于福建水师舰只应同法舰拉开距离的正确建议，压制福建水师官兵的抗法激情等，因此，张对福建水师的败亡，负有直接的责任，这是无可置疑的。(91)戴学稷认为，马江战役战败，主要是清政府的责任，“而不应该归罪于福建的诸大吏，特别集中于张佩纶、何如璋两人身上”。何璟、张佩纶、何如璋、穆图善、张兆栋有失职之处和自身的问题，“但较之清政府，那些毕竟是从属的，是居于第二位的”。张佩纶、何如璋、穆图善还是有“可取之处，不应因战败而把他们说成是一无是处”，他们“是主张抵抗的”。(92)陈舍指出：“张佩纶负有指挥失当的直接责任，他是历史的罪人，这个结论是改变不了的”。(93)杜江南不同意指责张佩纶在马江开战后“临阵脱逃”，说不能把“升山观战”、退驻彭田指责为“临阵脱逃”。张佩纶不是如李鸿章之类的“对外妥协投降主义者”，他是“主战派”，有心反侵略，却无力违抗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旨令。(94)徐如《张佩纶与中法马江战役》论述张佩纶在马江之战中的表现，结论是：张佩纶在马江战前，积极主战并进行了认真的备战，力图加强福建水师以保全马尾船厂。马江之战之失败，应归根于清政府的避战求和、对外妥协投降政策，福建水师的全军覆灭，不该由他负主要责任。但有一点却是与他有直接关联的，即在法船深入闽江的情况下将我兵轮与敌舰聚泊一处，遂至被其轰沉，“此调度之失宜也”。(95)陈赛惠《马江海战中的张佩纶》，基本肯定张佩纶在马江战役中的表现，认为说张佩纶“轻敌怯战”、“毫无准备”、“玩寇弃师”、“怯战潜逃”是不如实的，应该说张佩纶尚属“勇于任事”、“不避艰险”、力图取胜、保厂，是个主战派，不是投降派。“他既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但对清政府的乞和遥控抵制不力，他勇于任事，但又缺乏做为一个军事统帅应有的胆略；他才识夙优，有见地，但缺乏付诸实现的魄力；他不避艰险，有打败敌人的愿望和行动，但缺乏实践经验和指挥艺术。历史地全面地衡量张佩纶在马江海战中的功过是非，尽管他咎无可辞，但仍然不失为勇于任事的抵抗派”。(96)王植伦《试论张佩纶与马江海战》评论说：张佩纶在马江战前主战，临危受命，是爱国行为；到马尾后认真备战。但在开战时调度乖方，弃师潜逃，战后掩盖失败，谎报战绩，表现极不光彩。张是马江战败的责任者之一，但不是罪魁祸首，与何璟等相比，他的责任尚在其次；与执政中的投降派、主和派相比，他只是替罪羊而已。(97)苏斌《关于张佩纶在马江战役中的几个问题》分析彭田与马尾的实际距离和地理位置，指出张佩纶在战时“登山观战”（或督战，或指挥）是骗人的，在彭田是无法指挥战争的。所以，说张怯战潜逃是合适的。(98)叶玉琴《何如璋与中法马江战役》批驳福建海军不属何如璋指挥、何如璋与马江败事无关的说法，论证福建海军属船政大臣调度，张佩纶到闽后，与何如璋会同指挥福建海军，指出何如璋对马江战役负有直接指挥责任。(99)庾裕良《中法马尾战役刍议》认为，张佩纶等令清军舰船与法舰衔尾停泊，为互相牵制之计，是机智勇敢、切合实际的“正确决策”。有些评论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清政府求和，张佩纶不亲临舰艇指挥、临阵脱逃、贻误战机等，是“不符合事实”的。(100)
俞政认为，马江战役的惨败，把责任推到张佩纶、何如璋身上是错误的，“何如璋决不是马江战败的第二罪魁”。何如璋被发配充军，成了专制朝廷的替罪羊，是“百年沉冤”。他指出：何璟延误了开战照会的传达，“是马江之战中最大的失职者”；潘炳年等呈文“谬误百出”；纵敌入口一事，根本与何如璋无关；何如璋、张佩纶并非“不做任何战斗准备”，相反尽了极大的努力，之所以不能准备得更好些，是因为南、北洋拆台，朝廷不支持。俞政反驳关于何如璋等“藏匿战书”、“乞缓战期”、“不发军火”、“不塞河先发”、“连舰之非”、“盗帑通款”、“怯战潜逃”的指责。(101)萧学法说：一些史籍和教科书将马江之役中的何如璋写成投降派“不符合事实”，马江之役保住了船厂和马尾领土，何如璋“力战有功”。慈禧为推卸马江战败的责任，授意潘炳年等炮制《劾大臣玩寇疏》，对何进行“诬陷”。(102)赵琳文章辩驳《清史稿·张佩纶传》对张在马尾之战中表现的记述，认为张亲督防守船厂的举措是必要的。“关于张佩纶临阵脱逃的传言，是与他有隙的那些官员捏造而成的。”潘炳年等对他的弹劾是由于张“开罪闽官及当地士绅”，“招闽官嫌怨”，“一些措施触及到某些当地官绅的私利”，“开罪了一批人物”，“导致了闽、京官绅联通一气”，陷害张佩纶。“在中法战争的历史上张佩纶爱国反侵略的言行和作为是应该予以肯定的”。(103)赵慧峰文章指出：张佩纶身临前敌，马尾战败固然难逃其咎，但不能由他一人承担战败罪责。“张佩纶成了主和派的替罪羊”，将其斥为一心求和、丧师误国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马尾之败，张佩纶咎由自取，但不能因此否定他曾作过的努力，更不能一笔勾销其在反侵略方面表现出的爱国热情”。(104)廖宗麟说：张佩纶有“轻敌”思想。张“天生傲气而又急于表现，就成了他指挥马江之战中犯下战术错误的思想基础”。张佩纶、何如璋不懂海战规律，把陆战和木帆船作战的一些作战方式如“靠近击撞并碎”等，放到新式炮舰的作战上来。在他们糊涂想法的指导下，他们千辛万苦地将散在各处的弱舰调集，送到法方强舰的炮口下当靶子，无异是将羊肉送进虎口，怎么不闯祸呢！“如果张、何二人不是自作聪明地从各地将福建舰队的弱舰集中到马尾，送给法舰作靶子，也许就可挽救福建舰队，而法国侵华舰队要一次消灭那么多中国舰艇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法战争史研究百年回眸 黄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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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新评价某些历史人物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政治运动绵延不断，历史人物评价受到影响最大。“文革”结束后，一刀切、脸谱化的人物评价模式逐步退出了学术研究领域，中法战争人物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张佩纶与何如璋，曾因马江战败而被视为反面人物，有备战不力、纵敌入口、临阵脱逃、匿藏战书、偷窃国帑等罪名。80年代以后，研究者对这些问题重新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注：这一时期有关张、何评价的论文发表相当多，除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一书所载诸文外，重要的还有郑师渠《论张佩纶与马尾海战》，《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王植伦《试论张佩纶与马江海战》，《福州社科通讯》1984年第4期；陈赛惠《马江战役中的张佩纶》、苏斌《关于张佩纶在马江战役中的几个问题》，《福建文博》1985年第1期；俞政《张佩纶是马江战败的罪魁祸首吗？》，《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李明伟《略论中法战争时期张佩纶的战略思想》，《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赵琳《张佩纶与中法战争》，《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韩路《马尾海战中的何如璋》，《岭南文史》1984年第2期；萧学法《何如璋在马江海战中主战有功》，《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9日；俞政《何如璋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目前，史学界对张、何二氏之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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