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看见我大埔乡亲非常热心研究何公生平事迹，不胜感动。
历史上的事情，真的非常复杂，但是，有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其实却是不应该的悲剧。何公的一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大悲剧。他对他的朝廷忠心耿耿，对他的国家满腔热血。他为摇摇欲坠的清廷争取到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的领事权，他强烈反对日本占领中国的附属国流求，他在马江海战中取得了唯一的战果：把法帅孤拔将军击毙。但是，他却被满清朝廷发配，承担着沉重的历史责任。他爱他的国家，但是，国家并不爱他，摧残他。一直到满清的遗老遗少们给编写《清史稿》的时候，几乎要把这位驻日本国的首任大使给忘记了——在一部近1000万字的著作中，终于给了他二百字不到的小传，但记录的却是他并不存在的失败、耻辱。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跳着脚骂公是“汉奸”。哀哉！
简析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开放国门中的作用 蓝裕攀
〔摘要〕19世纪80年代前后，恰逢中朝关系从传统的东亚宗藩秩序向近代条约体制转型的关键期。围绕着如何推动朝鲜对外开放问题，清政府的驻日外交官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积极建言献策，有力地影响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改变，推动了朝鲜对外开放的进程。作为转型时期的外交官，他们对近代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够透彻，其对朝政策的矛盾、甚至是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他们的积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何如璋（1838—1891年），字子峨，广东大埔人，1861年乡试中举，1869年中进士，供职翰林院，三年后任编修，继为侍讲。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东海公、观日道人、岭东故将军、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等名号，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1876年乡试才中举。1877年，清政府任命何如璋为首任驻日公使，黄遵宪因有“时务”之才，被任命为参赞。他们抱着“非留心外交，恐难安内”的思想，踏上赴日征程，开始了他们的外交生涯。临行前何如璋专程拜见李鸿章，李要他赴日后留心朝鲜问题，如有必要，应居于日、朝之间进行调解。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不辱使命，竭诚尽智，提出诸多建议和意见，有力地影响了清政府对朝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推动中朝关系从传统的宗藩体制向近代的条约体制迈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19世纪末叶中朝两国所面临的国际社会挑战
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达到占有并垄断东方市场的目的，他们公然以武力强制手段，将东方国家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印度、缅甸、暹罗、越南，包括中国、日本先后遭到英、法、俄、美等国的侵略和掠夺，被称为“隐士之国”的朝鲜也没有幸免于难。当时的朝鲜来自三方面的威胁：南面英、法、美等西方殖民者多次向朝鲜要求通商，并试图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均被坚拒；东面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实施鲸吞东亚的大陆政策，目标直指朝鲜；北面俄国的扩张目标也在向东南方向移动，直接威胁到朝鲜半岛的安全。朝鲜屏藩着清朝的“龙兴之地”，在清朝的藩属国中，朝鲜历来以“素孝恭顺”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待之如内服。对于朝鲜所受到的侵扰，清政府密切关注。然而最先打开朝鲜门户的并非西方列强，而是来自紧步西方后尘的朝鲜邻国日本。1876年，日本炮轰江华岛，迫使朝鲜签订《朝日修好条规》，公开申明朝鲜系自主之邦，率先向中朝宗藩关系提出挑战，其真正目的并非为朝鲜获得独立的国际地位，而是为日本单独占领朝鲜，避免清政府的干预做舆论准备。日本忙于侵朝的同时，又蓄意制造事端，于1879年侵吞了中国南部属国琉球，试探清政府对藩属国的态度。
在列强对朝鲜“环视而起”的情形下，清政府的有识之士纷纷发表对朝政策新主张。1879年6月，丁日昌在给总理衙门的海防事宜奏折内声称“：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8月，清政府批准丁日昌的建议，命李鸿章以私人名义劝告朝鲜与西洋各国立约通商，以制日本。至此，清政府开始改变传统的“从不与闻”的对朝政策，参与推动朝鲜对外开放的步伐。但是，清政府确定的对朝新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婉为开导”，不希望公开出面以朝廷旨意明确表态，故令李鸿章致书朝鲜太师李裕元，透露清政府赞同朝鲜与西洋通商之意。李鸿章奉旨于8月26日给李裕元的信中，阐发了他对朝鲜形势的认识。认为日本“桀骜贪狡”，“行事乖谬，居心叵测，亟应早为之防”，否则难保其将来对中、朝两国“不伺隙以逞”。俄国“与贵国接壤，形势相逼。”为此朝鲜采取的策略当是“以毒攻毒，以敌制敌。”这样“，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然而，生活在一个长期封闭社会状态下的李裕元，还看不到开放国门的重要意义，尽管他最初有过主张朝鲜对外交往的意向，但在朝鲜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也很快改变了立场，回绝了李鸿章的劝导。当时，泰西之学对于绝大多数朝鲜民众来说无异于“烈火”“、毒矢”“、鬼神”，被敬而远之。
李鸿章书面劝导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何如璋、黄遵宪赴日后，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向清政府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对朝鲜的国门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何如璋及其《主持朝鲜外交议》
在何如璋出任驻日公使期间，日本加快了在朝鲜培植亲日势力的步伐，多次邀请朝鲜代表团访日，加之朝鲜与日本地缘相近，往来便利，何如璋设在东京芝山月界僧院的公使馆，便成了沟通中朝关系的枢纽和桥梁。朝鲜政府经常派遣使者到达使馆，向何如璋汇报国内的政治动态以及他们的困惑和请求。何如璋不仅及时准确的向清政府转达朝鲜的情报和讯息，而且积极建言献策，阐述自己对朝鲜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在他任驻日公使4年多的时间（1877.11—1882.2年）里，先后给清政府发回数十件奏折，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对朝外交新策略，主要观点如下：1.朝鲜开放对中朝两国利多弊少。在各国“环视而起”的形势下，朝鲜已没有可能继续保持闭关自守的状态，不如主动与外国建立联系。主动外交的优势对朝鲜而言，可以“熟思妥议”，“稍立自主之权”；朝鲜风气一开，自能讲修武备，固圉国防；还可借泰西诸国势力牵制俄国。对中国而言，朝鲜自强的本身便可“壮我屏藩”；若能牵制俄国，也可使我国“乘时以自强”；由清朝遣使劝朝鲜“与万国结好，则属国之义益明”，便于以后交涉；中国还可以遣使之名，向朝鲜调拨兵船，既杜俄人窥视之志，复绝日本觊觎之心，创造东亚诸国“籍联纵横之局”。2.清政府亲自主持朝鲜外交。何如璋在他著名的《主持朝鲜外交议》一文中认为，若“听令朝鲜自行与人结约，则他国皆认其自主，而中国之属国，忽去其名，救急在一时，遗患在他日。”这里何如璋显然接受了日本与朝鲜订约时的教训，为了避免如《朝日修好条规》中宣称朝鲜乃“自主之邦”的条文重现，他为清政府提供了两种中朝关系新模式，一是在朝鲜设立驻扎办事大臣，其内政外交均由中国为之主持，使外人不敢觊觎，但他自己也认为此模式难以通行，于是又设计第二种模式，即“与天下万国互均而维持之”，令朝鲜与西方国家订约通商，并在如何订约的问题上，提出两点办法：一是派遣干练明白之人前往朝鲜，代为主持订约事宜；二是由清政府饬令朝鲜国王，在与西方国家签约的开头声明：“兹朝鲜国奉中国政府命，愿与某某国结约云云。”他进一步阐述该做法的可行性：“朝鲜之于中国，戴高履厚，素称恭顺……由朝廷饬谕，彼自当唯命是听。而泰西诸国正当求成请盟未可必得之时，由我主持，彼自欣感……外国亦无辞可拒也。”
何如璋的对朝外交新策略，从中朝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一方面建议清政府“稍变旧章”，强化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力，一方面设法把朝鲜推向国际舞台，以近代外交的“条约体制”为武器，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使列强在东亚达到均衡之势，便于中朝两国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既为朝鲜计，也为中国计，而为朝鲜计的根本目的仍然落实在为中国计上。
为了加大清政府对朝鲜问题的重视程度，何如璋多次向清政府通报朝鲜国情的变化，敦促清政府采取适当措施。1880年末，何如璋的公使馆里接待了一位朝鲜秘密使者——李东仁。李东仁云，朝鲜的朝议已经发生变化，国王令金宏集致书何公使，劝美国前来结好。何如璋在给总署的信函中，不无兴奋的肯定说：“朝鲜国是果将一变矣”，然后，向清政府进言道“：为防俄之吞噬，惮泰西诸国之要挟，不得不择一较为公平之美国，早与结约，以图结援，以图舒祸。”1881年初，朝鲜又派卓挺植秘密拜访何如璋，称“国主与领相二三大臣决意外交，以惮李裕元之故，未能遽发，若得中国劝谕之力，事必有成。”何如璋也很赞同中国出面劝谕，在向总理衙门转达上述消息的同时，反复请总署“寄书朝鲜，劝令外交”“，解其疑而坚其信”。
由于何如璋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之英国公使也有此意，使总理衙门进一步认识到“朝鲜安则东三省屏蔽益固”之理。1881年2月23日，奕訢上奏清廷，认为过去由礼部办理的朝鲜公牍往来事宜，不但旷费时日，而且不利保密，提议此后凡涉洋务者，均由李鸿章与出使日本大臣直接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并将办理情形随时报告总理衙门。奕訢的提议得到朝廷的采纳。把朝鲜事务从礼部分离出来，指定专人负责，这说明清政府在变通旧制，对待朝鲜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机密程度也在提高。李鸿章与何如璋有“令箭”在手，更便于名正言顺地处理朝鲜问题了。
三、黄遵宪及其《朝鲜策略》
1880年8、9月间，朝鲜派修信使金宏集等访日，何如璋与参赞黄遵宪商定，利用朝鲜使团到访之机，鼓励朝鲜对外开放。为了让朝鲜明确开放国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何如璋让黄遵宪作《朝鲜策略》一文，令金宏集带回国内。《朝鲜策略》虽然是何与黄商议之作，但因出自黄的手笔，因而更主要的是体现了黄遵宪的看法。
文中认为朝鲜对外关系的总体策略应该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拒俄国。《朝鲜策略》的开篇则称“：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当俄国西向发展受阻后，转而东指，“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所以，朝鲜的当务之急是防俄，而要防俄，就必须“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因为“朝鲜有事，则中国必糜天下之饷，竭天下之力以争之”；对日本，朝鲜“自当捐小嫌而图大计，修旧好而结外援。苟使他日两国之轮舶铁船纵横于日本海中，外侮自无由而入”；美国“常能扶助弱小，维持公义”，朝鲜当“引之为友邦之国，可以结援，可以纾祸”。文章以“设为问答”的形式，针对“结日本，联美国”这样令朝鲜顾虑重重的问题，详加分析，指点迷津。何如璋、黄遵宪没有把目光仅仅锁定在靠外交手段制约俄国，还希望朝鲜加强内部实力，学习西法，训练新军，巩固国防，广开利源，发展商品经济，走民族资本主义道路等。
这本小册子在朝鲜上下引起强烈震撼。国王李熙和领议政李罡应等个别廷臣对《朝鲜策略》持赞同态度，批评国人的泥古之风，希望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李熙的态度比较明确，他表示若有洋船入境，他绝不会“以邪学为藉口”，加以阻挡，更不会与之“生隙”，欲开国门之愿望溢于言表。
但在朝鲜多数人的眼里，《朝鲜策略》犹如洪水猛兽一般，给以程朱理学为立国之本的朝鲜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许多饱学之士纷纷上书，严厉抨击《朝鲜策略》，以李晚孙为首的岭南万人疏，把儒生上书运动推向高潮。他们不仅指责这本小册子的言论是“何等诬圣，何等辱国”，而且指责金宏集等是“赉奉辱国之书，……张皇寇贼之势，恐动君心，凭藉匀衡之威，钳制众口者，果皆何如人哉！”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国王李熙，责问他“何以仰报于先王，而有辞于后世？”
李熙开国意志已决，对李晚孙等人的万人疏十分震怒，批示将他流配远地。但各地儒生的上书运动仍然不绝如缕，李熙也采取了更加严酷的镇压手段，其中江原道儒生洪在鹤被凌迟处死，同时也处分了一批反对开国的朝中要员。为了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李熙还秘密遣使至何如璋处，汇报国内情形，呼吁清廷明发旨意。可以说金宏集此次访日，是朝鲜走向开放的重要转折点，《朝鲜策略》一文鼓舞和坚定了以国王李熙为首的开放派的信心。同时，何如璋、黄遵宪利用他们频繁接触朝鲜使者的机会，积极向他们宣传国际形势和朝鲜对外开放的必要性，给朝鲜以国王为首的开放派巨大支持，加速了朝鲜对外实施开放政策的进程。1882年1月，朝鲜国王密谕金允植请李鸿章代为主持与美议约，于是李鸿章由保定到天津，于3月25日，主持议约全过程。从此，朝鲜进入开国的实质性操作阶段。
四、结语
何如璋、黄遵宪推动朝鲜对外开放的主张和行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正向亚洲全面推进，人类历史正从区域性的合作走向全球性的合作阶段，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东亚格局不可避免地要打破宗藩体制的固有形态走向条约体制，朝鲜也必将从封闭走向开放，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何如璋、黄遵宪利用自己驻日外交官的特殊地位，对中朝两国同时提出积极建议，大力倡导朝鲜走对外开放之路，表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
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对朝策略有明显的矛盾性。何如璋在《主持朝鲜外交议》中，强调“主持”的重要性，希望按照西方外交关系模式修正传统的宗藩关系；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也同样希望朝鲜能依赖于清政府，和清政府更加紧密地维护传统的宗藩关系，加强两国密切合作，共同对付外来之敌。但同时他们也看到，近代外交中能够掌握主动权的一个重要原则——实力外交。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是外交上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依托。而清政府保护属国的实力有限，所以，他们又反对朝鲜有依赖上国的思想，希望朝鲜能打破封闭的藩篱，有能力和实力走上国际舞台，与清政府共同面对殖民者的侵略。
何如璋、黄遵宪对朝政策中存在的矛盾，是清政府对朝政策矛盾的集中体现。宗藩关系是中国古代在东亚行之近两千年的国际秩序，而朝鲜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藩属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最为稳固，成为其他藩属国的楷模。及至近代，当东方的宗藩秩序必将要被纳入西方条约体制之中时，清政府在固守传统与进入近代之间的犹疑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对朝政策的矛盾性也不可避免。何如璋、黄遵宪尽管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僚中，算是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较多者，但他们对近代外交的理解还是肤浅的、表层化的，对近代意义的国家、民族、世界观念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看到近代国际关系形成的内在条件和要素，对东亚新型政治关系发展态势的预见和把握就会出现矛盾。同时他们为朝鲜外交指出的“结日拒俄”之策，透露出一定的理想化成分。虽然何如璋、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不够成熟，甚至是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他们在朝鲜开放国门中所起的作用应该予以充分认识。
从何如璋家书看晚清大埔的家教思想（草稿，待完善） 蓝裕攀
何如璋是谁？有些年轻人不是很清楚，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大埔县湖寮镇双坑村人。按照大埔县志上的材料，他幼因家贫辍学放牛。但他勤奋好学牛背上也要读书。在姑夫的帮助下遂有所成。十九岁补县廪膳生，也就是享受当时国家的补助的公费学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举人，同治四年1865年任五品衔知县。七年1868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不久升侍讲。湖寮的老人常说双坑出翰林，就是这个历史事实。翰林院是皇室的一个参谋机构，也是一个官僚的储备机构，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地位很高，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荣誉。所以，现在的双坑老人，都还津津乐道何如璋是当时皇上的老师，侍讲嘛。但何如璋并不负责对皇室的教育，而是悉心研究经济之学，也就是洋务运动的理论，在当时的翰林院中非常另类，因为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还是在搞汉学宋学等传统学问，何如璋却深谙洋务，于是被李鸿章赏识。历史选择让他做了中国首任驻日大使。光绪三年1877年，受命出使日本国。那年他三十七岁。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才任满回国。在日本期间，他不仅仅代表清政府，也代表有着数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大中国，出现在对汉唐文化无限崇拜的日本人民面前整整五年。作为一个钦差大臣，他维护了当时清政府的利益，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作为一个文化使者，他向日本人民尽情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精华，赢得那个国家的真诚敬仰。因此，他回国后被当时的清帝信任和重用。次年九月，他受命督办在管理上危机重重、濒临倒闭的福建船政，使马尾船厂起死回生。但因为马尾海战中，由于种种他不能左右的原因，失败给法国舰队。他因此被慈禧当局发配到张家口，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严重摧残。1891年回到汕头，主讲韩山书院，不久以后旧病复发，不幸病逝。
历史学界，对于何如璋在日本的贡献，是充分肯定的，但专门研究的著作，我还没有看到。但对马尾海战中的得失，争议比较大。我对这些主题都没有什么研究，不好评价。但我个人对这位乡贤非常理解，同情他的际遇，相信有一天历史会还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前几天，我从广州回来，去何如璋的故居参观。如璋公孙何欢言、何恒丰两位老先生非常热情接待，带我去看了如璋公的系列故居。所谓系列故居，是指如璋公出生、读书、做官前、做官后都有不同的房子。他的后代都认为这些都是如璋公的故居，保存的很好，很旧，但很完整。这体现了如璋公后代对如璋公的深厚感情。临别的时候，两位老先生还慷慨送了我很多研究何如璋的资料。有的资料我自己也藏有，有的则非常珍贵。比如民国版何宫詹公家书，一共四卷，就是一个宝贝。据我所知，大埔县图书馆就还没有这个资料。我这几天天天都在读如璋的家书，感觉非常亲切。仿佛在听一个老人讲话。特别是如何教育子弟，很受启发。曾国藩家书，是教人如何读书，如何做官，体现湖南人的特点。何如璋的家书，并没有刻意要流传，但每一句话都是从肺腑流出，也是讲如何读书，但是并不孜孜以求做官，而是做人，自立，体现我们客家人的人文特点。
何如璋的家书，由其第五个儿子何寿褀编辑刊印于民国十一年，收家书共七十余通，收信人为他的父母亲和六弟子襄，写信地点为日本东京、北京、福州等地方，时间从光绪二年到光绪十年，期间，如璋公出使日本和督办船政，是研究何如璋传记的重要史料。如璋公的家书，是其一生文章道德的重要见证。温廷敬序曰足以征其生平之真品格，与文章之真本领，而非可以矫饰为伪者。
家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汇报他的工作大体情况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表达他对自己父母、叔叔、子侄等一大家族的关心挂念，应该可以作为当时大埔风俗人情的重要史料。但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如璋公在家书中体现的教育思想。这个思想，是当时大埔士人的普遍共识还是如璋公自己的独特观念，尚还有待深入的比较研究。
在写给他父母和弟弟的信中，如璋公十分关心家乡家族中弟、子、侄、外甥以及其他亲戚的晚辈教育情况。几乎每一封信都要涉及教育方面的内容，有的是语重心长，一再叮嘱，有的是侃侃而谈，通篇长论。
如璋公官居二品，在满清王朝统治的朝代，作为普通汉人，除了李鸿章张之洞，他的官是当到最大的了。他与李张二人交情很厚，在当时的社会社会威望非常高，按照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如果子侄要获得比较好的职业，他的情面是完全可以畅通安插的。但是，他并不倚仗自己的官势为自己家族谋私，而是勤勉教导子侄认真读书上进。他在家书中曾经非常明确拒绝自己两个叔叔来投靠，对他的父亲说，要转告家乡的人，不要贸然去找他安排工作，否则彼此俱无趣味。看上去，他对自己的亲人，是非常无情面。但是他谆谆教诲自己的子侄：先生已开馆侄儿辈宜尽心读书。（光绪五年三月十五日）诸侄儿辈宜上紧用功。诸儿辈宜加以检点，勉力为人，不可稍有所挟。（光绪五年润三月十六日）须嘱诸侄儿辈，猛着祖鞭，期有所成。煜侄年已十四，须鞭紧读书，勿以游忽误之。（光绪五年三月十五日）等语，谆谆教诲，一片苦心，情义倍至。
如璋公家教的原则是：勉志自立，苐能各执一业。
弟侄儿辈务当勉志自立，苐能各执一业，便不致游手好闲，归于败类。（光绪五年八月十四）但使弟侄辈立志做人，自有立脚之地。（光绪十年二月十六日）
如璋公这段语录，是有感而发的。晚清的时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非常普遍。如璋公对此是非常反感的，所以他督办福建船政，入手就是把那些倚靠关系而没有本事的冗员裁撤，几乎得罪了整个福州人。所以，当他战败的时候，要求从严治罪的，几乎都是福州籍的官员。客家人和全国人一样，是特别讲人情的社会。在生产上，客家人的女性往往非常勤劳，但是，在家不出门的男性，如果不勤劳的，则非常游手好闲。这段批评意见，出自胡希张先生主编的《客家风华》一书中，遍引各种来证明。我则听看过不少这样的梓叔如此——没有技术，又不愿做工，做工怕辛苦，家里有华侨的，就吃华侨等侨款，没有的华侨的，就吃老婆，终日赌博无所事事。按照如璋公的说法，就是归于败类。这样的人，大概古今都有。如璋公的教育，首要的一条，就是勉志自立，希望子弟能各执一业。并且非常通达，并不认为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也不把做官当作最高的追求。按照他的说法：材质有限，不能尽望其读书，亦不必冒读书虚名也。吾族世代山居，敦朴乃其本分，子弟切不可染宦家习气。且为官非世业，不可恃也。（光绪五年八月十四）吾家乡僻读书外，当以耕商为业，仕宦一途，非可持久为大家长策。（光绪十年二月十六日）告诸弟侄儿辈知之，吾家山居贫瘠，除力作之外，便须努力读书。有成，方有立身之计。现诸侄儿辈年方二十，正宜严行课督，庶可有成。否则年日长大，不文不武，耕读二字，一无所能，徒令阿兄终日代为操劳而竟无安顿善法。（光绪九年三月一日）在对待人情社会问题上，如璋公态度非常明确。子弟但患不才，果有可用之才，当自有飞腾之日。深侄楚儿辈，趁此少壮，勉力为之，此一生立脚之根本也。若一艺无成，徒欲恃情面钻营为衣食之计，不特不得，即得之亦未必能联络一气矣。（光绪七年元月五日）
在实践中，如璋公也曾经也安排一个子侄在福州马尾船厂从事操作炮台的工作，但是，该子侄不长进，不虚心学习，被如璋公要求回到原籍，让他的父亲安排他去管理店铺。
如璋公的家教，鼓励子侄做什么呢？当然是首要为读书做官。他精心培养的第二个儿子寿朋，也就是家书中的毅儿，就是要考科举当官员的。但是，他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行政管理工作。大多数人还是普通资质，该学习什么呢？如果是江浙鱼米之乡的教育家，大概是要鼓励没有资质的子侄，还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务本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职业，从来都是分三六九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就是士，士下面一级是农，农业，也叫本业。至于工商，说好听一点是末业，说不好听，就是不务正业。务本就是耕田。但是，在大埔哪里有什么田耕呢？如璋公大胆鼓励他的子侄从事商业，如果按照当时保守士大夫的说法，他是教育子弟不误正业。如璋公教导：耕商为业。在全部家书中，如璋公没有一处提到指导农业生产，而是每信必提如何安排人去管理店铺，如何选择经理人才，如何选择店址，如何管理财务。他非常重视商业。他并不认为商业是末业。他的弟弟在家没有什么事情做，他说：七弟可设法劝之，在郡日久，不特无可入手，且只有自坏名气，或上邑中，或在石上当店居住较好，无事或可照料生理也。（光绪九年元月六日）邑中当店已凑定亦好，但自己有子侄笃实，肯学生理者，何妨安顿入去。（光绪六年三月十日）这种思想，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非常进步的。和香山的郑观应正好遥相呼应。如璋公的重商思想，是一个大内容，有兴趣的人可以深入比较研究。
当时的西学，是一种全新的、前途未知的新教育方式。主要是学习科学知识、外语等。如璋公非常支持，并不认为只有传统教育才是教育。如璋公在翰林院供职的时候，就悉心研究西学，和洋人打教导，眼光非常深远，思维科学，思想非常通达。在督办福州船政的时候，除了制造战舰，也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科学技术人才。他鼓励子侄学习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语言。信中，他说：汤甥有志西学必成就最可喜之事。如已旋里，须令其上紧赴馆，不可游移自误。（光绪九年元月六日）前信商令深侄赴省同文馆学习洋文之事。如渠决意向学，祈即速寄知。（光绪六年四月九日）同文馆出路甚宽，深侄等有志向学，或可有成才之日。勿畏难，勿苟安，勿放纵，勿游移，此立脚之最好地步也。（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这些教导，依旧是非常有实际的价值。他没有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思想，但是，他是有这个倾向的。所以非常先进，有大眼光。
如璋公有职业教育的倾向：家中子弟不能读书者，不如决计令其学习别业，此立身成家之本，勿游移勿懒怠早岁失之已壮悔之无及矣。（光绪五年三月十五日）
如璋公非常关心家塾教育，从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他关心到无微不至的地步。
家塾延订骏坡先生甚好，所有课程，苐以勤严为要。其次则请先生将个人所读者，随书浅白讲解，其次则学习书法，须按日若干从前叠有信写明，务宜查照课督为要。先生全年束修尚廉，如实在得力，或酌量从丰致送。或于节仪多送。同学人不必多，自己家中三四人甚好。缘人少，则先生功课周到从容。现在家况，子弟读书有成，尚可食于官场之饭，否则欲勉强位置，亦有所不能。幼年最要紧，一年勤紧，较二十前后三倍不止也。纸笔决不宜省也。（光绪十年二月二十六日）
首先，他认为幼儿的教育重要程度，是关系到他一生成败的大事，要他的父亲和弟弟在物质上大力支持。家中有暇，读书作文，课督子侄，便是本等功夫，亦是绝大事业。（光绪八年八月二十日）家中书馆，明年必请先生，童蒙尤为要紧，此系子弟一生好丑关头。（光绪九年九月十六日）
如璋公认为书斋教室是非常神圣的地方，即使是长辈要冒犯，他也不能迁就。三叔公云同在书房居住之说，此不可行。读书以肃静为要。三叔公所居，不免有闲人来往。且开饭早晚，诸多不便，甚不相宜。（光绪九年元月六日）他要他父亲劝三叔公回到他老家去住。
他非常重视教师老师的选择，并且尊重老师。这表现在他多次关心过问家塾先生的待遇，叮嘱他的父亲，一定要厚待塾师。如璋公选聘教师的标准是：勤严得力，教学有方。按照这个标准，他先后聘了叔山先生，虞臣先生，磐卿先生，骏坡先生，仪吉先生，瑶谷先生，梁诗五先生，童德元先生等等当时比较有声望的老师。十分体恤家塾先生的实际困难：斋中子弟大小功课不一。磐卿先生未免太繁，拟稍幼读书背诵者，仍请磐卿先生。八弟与儿侄辈已开讲作文者，另请一先生分别课督。（请石门岭童德元先生）教读甚勤，学问甚好，开讲引机，亦极得法。（光绪二年九月十三日）叔山先生如督课有方勤严得力明岁便可接连订定。不必纷纷更易。（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范先生在斋中，一切供应，七弟等宜留心照料。（光绪九年三月一日）教师工资优先支付：又，匯项收到后可先送梁先生束修六十圆。（光绪九年四月一日）斋中一切供应，宜从丰厚。课读之事，最为辛苦，亦全在先生勤紧用心。（光绪七年三月四日）
在教学方法上还具体指导。楚儿文字均看过惟用笔用思少灵敏之致，须请磐卿先生选成文之有灵机者与之读，方有悟入处。（光绪二年八月十六日）主张学好书法。还把自己的作品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作为教材，寄回给自己的子侄学习。开阔眼界。
讲求科学。语云人杰地灵。子弟之好否在人不在地。请转告大嫂严加教督为补救之方，不必乞灵于虚渺无凭之地也。（光绪六年三月十日）诸侄幼读不在贪多，在读一字认识一字。且令先生随资质将文义浅近者讲解与听，俾其渐渐明白，方为有益。又平时读书，不必责令高声朗读，终日喧呼，已耗元气，且不能体会文义，亦属无益。唯请先生随时察看其留心与否为要。（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毅儿近做论及古今各体诗，颇有可造。惟未做时文耳，欲少迟之，以扩充其笔气，他日有成，或不致碌碌居人下也。（光绪七年元月五日）
对子侄要求非常严格。
仪吉先生课读，想极勤而得法，锐深诸侄儿辈宜发奋用功。自八月朔为始，人各立一簿，按日登记，某时读书写字，某时听课，某时作文，夜分某时安息。即别有所事，亦一一记明。以备查核。请转致先生督行之。（光绪五年润三月十六日）要求勤动笔练习写作，有时比较长时间收不到子侄的信，他就很生气。三月以来，仅得五弟自申来书，六七弟在郡在家，均未有信。心甚悬念。想系因夏季农忙之故。唯锐深二侄，及楚儿在斋中，尽可写信，乃亦无一函寄来，并叙知读书功课，非惰即抛荒。年岁俱不小，而数行家书尚不能随便动笔，尚可望他日学业有成，与人较胜名场乎。（光绪五年八月十四日）对书法要求很严格。两儿字划，殊无长进，一看令人生气。（光绪九年三月一日）
唯书斋最怕抛荒功课，闲杂人时常往来。已纷扰又不严肃，最误子弟。请告伯父大人定一章程，限书房大门，晚间几点钟上锁，并告闲杂人等不得无事过门座谈荒已荒人。一切均严定规条。转交叔山先生。先生有东家定章，自可转告闲人。当无所不便也。(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对于考试结果，看的非常开明，甚至是现在很多受到高等教育的家长都不能做到的。府试儿侄辈均考不起，携之回里，可以习静读书自是正理。(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他鼓励子侄勉力进取，但对于功名，看得很开。县试早完，府试计在何时，名字高下不必计。楚儿须勉力读书为望。（光绪七年六月一日）自己的家族的子弟没有考好，倒是朋友的子弟考得好，如璋公没有表现出失望与责备，他要求父亲给考中的人以资金支持，三十大洋。并且要求子侄要继续努力。
对子弟的成长，感到非常欣慰：毅儿学问大有进境。（光绪五年三月十五日）毅儿近学做论五六篇，尚有思议生发，笔气亦条达。察伊亦肯用心，或可早就有成也。（光绪五年润三月十六日）锐侄人极安静，察其志向，已知学好。毅儿甚肯读书，做论笔极条畅，且有见地，此儿性质颇坚毅，若从此努力向学，当可成才。（光绪七年三月四日）
总之，如璋公认为：立家之道，在子弟恂谨孝友，能立志成人，不在多积资财。古人云，贤而多才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以此验之于人，历历不爽。（光绪五年三月十五日）
现在双坑在外的华侨和国内各地贤达，很多都是工商业界的成功人士。这和如璋公的重商思想形成的社会风气多少有点关系。他的第四的儿子，就是民国著名的军械专家。
我们要从如璋公家书中得到启发。
第一，切实重视初中等教育。
第二，教育要为社会发展服务。有拔尖，有普及。应试教育要不得，“苐使各执一业”才最重要。 | 
